有时会遇到一些朋友，问我什么样的老师是好老师。其实好老师很难有一个严格的标准。

千万不要忘记自己曾是学生

成为好老师的途径有很多，好老师的类型也很多，不过，我觉得所有的好老师都有一个共性，那就是始终能够站在学生的立场来看待教学教育。做老师其实不难，只要你不忘记自己当学生时对老师的希望和要求，当时你希望老师怎样做，今天你就怎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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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想自己当学生时希望老师怎样做

我当学生时，不希望老师满堂灌，希望能辩论一下，而不是按照老师既定的计划完成任务，将重点、难点依次讲完就下课了。我希望中间有空隙能让同学们参与。

比如，政治老师讲“人类社会的最高级阶段是共产主义社会”，讲辩证唯物主义的时候讲过“运动是永恒的，静止是相对的，宇宙、人类、世界是永恒发展的”。那我就很想问一个问题——最高阶段就意味着到头了，不能发展了，然而唯物辩证法又告诉我们运动是永恒的，变化是绝对的，这不是矛盾了吗？我希望老师在讲课的时候，当我产生这样的疑问时能够有机会提问，所以我理想中的课堂一定是开放的而不是封闭的。

我希望学校里有各种各样能够满足我好奇心的资源，比如，足够多的图书，请一些专家做做讲座。那个时候没有网络，我就希望有足够多的图书以及能够开阔我眼界的讲座。美国人在1990年代就提出了信息高速公路的概念，我在广播里面听到了一星半点，但我不是很清楚，我很希望学校能够请这方面的专家给我们做做讲座，甚至能够对话等。

我还很希望能够有跟女生充分接触的机会。这种接触是一种自然的接触，比如，排练一个话剧，或者组织一个大合唱，是自然的机遇，是合作关系的接触。在这种合作当中了解异性，满足我们对异性的好奇心，同时我们在某些方面也得到了成长。

所以，我希望让那些十几岁的孩子，活力能够得到充分的施展，且施展在健康、积极、智慧的方面，而不是憋在内心里面，有劲儿无处使。

教学要从学生的经验出发

我在多年的教学生涯中逐渐发现了一个道理，就是想要让学生喜欢听我的课，我就必须要从学生的经验出发来跟学生对话。也就是说，在书本世界和学生的经验世界之间，我要搭建一座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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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想自己当学生时候的经历

我记得自己在高一学化学的时候，第一堂课是讲摩尔。课堂上老师仅仅是照着定义给我们讲解的，这个时候我便有了困惑：

第一、我为什么要学这个常数呢？它有什么用呢？

第二、这个阿伏伽德罗常数是怎么来的？为什么是10^23，不是10^22、10^24 ？

其实，作为学生，我更想听老师讲一讲阿伏伽德罗这个人是干嘛的，或者设计一个我们生活当中司空见惯的情境，或者做一个实验，在这个实验当中必须要用到阿伏伽德罗常数，那我们就很容易理解。

因为这样就和我们的经验搭界了，我们在看实验或者老师讲生活现象的时候就投入进去了。没有这些与现实经验有关的东西作为桥梁，就直接就把定义端出来灌输给我们，我们就会产生很多疑问。

所以，那一节课之后我就对学化学没有兴趣了，后来化学一直都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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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课堂和学生的经验之间建立一种联系

举个例子。我们历史课讲宗法制，西周时期的宗法制是一种按照血统远近以区别亲疏的制度，其核心是嫡长子继承制。我们如果只把这句话讲给学生听，学生虽然认识每个字，但是他可能并不能真正明白什么是宗法制。宗法制距离我们已经有三千多年了，怎么能让三千多年前的一个制度被今天的学生充分理解呢？若按照教参中的介绍重点、难点那样的方式去讲，是没办法解决学生的困惑的。学生不会喜欢这样的课。

我会这样来讲课。我问学生：“中国人的姓名和西方人的姓名有什么区别？”每个学生都知道，在英语里面是名字在前，姓在后；在汉语里面是姓在前，名字在后。“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区别呢？”我会向学生进一步追问。

还有，在中国人们常常把市长、县长叫作父母官，西方国家从来没有这个说法。为什么我们中国人喜欢叫官员“父母官”？我会告诉学生，就是因为有宗法制度在里面：

第一，我们的宗法制度是按照与父系血缘关系的远近来确定亲疏的，因此跟父姓是顺理成章的。

第二，宗法制度强调群体，在群体中确立社会等级。比如，在家庭这样的群体中，父亲处于统治的地位，嫡长子处于准统治者的地位，其他的人要服从他们。在这个体制下面还有一些伦理体系、道德体系及道德标准。再如说男尊女卑，女性就要尊重男性，男性在桌子上吃饭，如果来了客人的话女性就不能在桌子上吃饭。

第三，家族利益优先，个人利益置后，整个大家庭是最重要的，顾大家可能要牺牲小家。比如，我姓魏，魏家是最重要的，而不是魏勇最重要。因此，为了突出家庭的重要性，要把“魏”这个家庭的象征放在前面，属于个人特征的信息放在后面，即“勇”放在后面。但是西方是重视个体的，要突出个人的特点，所以把名字放在前面，姓放在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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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让学生有经验和体验，再追根溯源回到学科中，教学才更有成效

我相信，老师只要从学生的经验出发，在学生的经验和书本的知识中间搭建桥梁，一定会让学生的学习兴趣变浓，让知识变活。

其实，对于姓氏的差异化，学生是有经验和体验的，我们把这个点专门拎出来，然后追根溯源回到学科当中、回到历史当中，这样的教学就会更有成效：第一，学生感兴趣；第二，这才是活的历史，学生通过这些知识才能够明白自己和历史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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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学生的经验世界和老师要通过教育来构建的系统搭建桥梁

我们常常听到老师对学生有这样的评价：“这个孩子很聪明，就是学习不行，他的聪明劲没有用到学习上。”这就是因为学生的经验世界，他的那种聪明劲或者他的认知系统，和我们老师要通过教育来建构的这个系统之间是有隔阂的，学生不能在两者之间任意穿行，从而使他在现实生活中的聪明劲使不上力，不能用于理解我们课堂上的教学内容。

这种聪明本来是有助于书本知识的学习的，但是由于我们教学方面的原因（我个人认为教师在教学方面所做的工作是主要原因），教师没有在这两者之间搭建桥梁，而是高高在上地，就书本、就知识、就理论来谈书本、谈知识、谈理论，忽略了学生已有的认知结构、认知经验，从而导致学生厌学。

个别学生在这种情况下，仍然成绩比较好，那是因为他本身的情商很高，自我控制能力很强，他能够克制住对书本知识和课堂知识的厌恶，然后还能够比较高效率地接触一些东西。这些孩子当然是很优秀的，但是我们也会发现，即使学生暂时接受了教师在课堂上传授的东西，在不远的将来也会将它们遗忘。

如果今天的学习就是为了明天的遗忘，如果书本世界和学生的精神世界不能贯通，如果真正能够让学生终身受用的只是其自身的经验世界，如果我们的书本知识、教学内容不能够真正进入学生的经验世界，那么我们的教学到底有什么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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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主动向学生发问，让学生在思考中学到知识

我在讲义和团运动的时候，曾向学生提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在1900年，世界上主要的发达国家英国、法国、德国、美国、意大利、日本会联合起来欺负我们中国，而不是联合起来去欺负别的国家？本来这些发达国家彼此之间是钩心斗角、矛盾重重的，除了义和团运动之外，找不出第二个有这么多国家联合起来欺负一个国家的例子，这究竟是为什么？

学生的答案很多，但是都没有触及问题的核心。有人回答说是由于西方列强的侵略本性，有人说由于中国是一块肥肉等，但是他们都忽略了一个经验世界中的东西，是什么呢？

拿我们个人来说吧。我们在与人相处的时候，可能会遇到这样一种情况：你的一个朋友，告诉你某某人不好，怎么欺负了你的朋友，你听了之后，可能会自然而然地产生一种同情心，站在你的朋友一边。假如这个朋友第二天告诉你另外一个人如何不好，过几天又告诉你某个人也不好，最后你发现，他告诉你他单位所有的人都欺负他。这个时候，你还会同情他吗？也许就不会了。稍微有一点阅历的人都知道，这说明你的朋友自身有问题。

为什么我会有这样一种判断呢？是现实生活当中的经验告诉我们，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一个人欺负你，可能是别人有问题；如果周围所有的人都联合起来欺负你，那肯定是你自己有问题。

如果我们不能够把现实生活、经验世界中的这些认识迁移过来理解历史，就不能算真正地学了历史，就不可能从历史当中得出一个明智的见解。所以，把书本世界和学生的经验世界打通，一方面能够激发学生的兴趣，更重要的是这样才能够真正地把教育教学当中的知识内化为学生的素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