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时期，新化在诸多领域居于全省前列，是公认的“一等县”，响当当的富庶县，其物产，其人物，其文化，在全国都广有影响力。那时，资江河面上拥有上千艘各类船只，平时排筏满江，船桅如林;一到春夏涨水季节，就千帆竞发，浩浩荡荡，热闹非凡。新化作为一个地处群山绵亘的山区县，开发较晚，在那段可谓是新化人的光辉岁月里，一度异军突起，狂飙突进，经济上空前繁荣，商品经济相当活跃，工业手工业全面振兴，城市高度发展，优秀人才云集，声名远播江南，厮时，新化获得得众多荣誉：从经济的角度上看新化是“楚南望邑”;从人才的角度看新化是“同盟会荟萃之乡”;从建筑的角度看上梅古镇是“民国一流县城”;从商业的角度看毛板船创造了“湘商航运史上的传奇”;从文化的角度看《资水滩歌》是珍贵的“长篇湘商史诗”……

一、商品经济高度繁荣

清末民初时期，在资江航运的推动下，又加上当时新化版图庞大，冷水江、锡矿山作为工业重镇没有被分割出去，全县农业、工业体系完整，这样，新化商品经济一度进入前所未有的繁荣时期。

1、资江两岸码头多，商铺多。当时新化最繁华最活跃的地方皆在资江两岸，人口最密集处也在资江两岸，就犹如今天的公路铁路沿线一样。资江两岸共散布着数十个大大小小的码头，几乎有村庄的地方就有码头，而有码头的地方就大都形成了小集镇、或街道、或市坊。据《新化县志》(1996年版)载：民国初年，新化县城及资江流域各口岸，“正式设立门面并向政府申请注册登记的商铺，县城有420家，白溪82家，洋溪76家，琅塘、澧溪、油溪、小洋、辇溪、游家湾、化溪、连溪、炉埠、麻溪、沙塘湾、球溪、栗溪等埠及锡矿山，均有数十至上百家，从业者达万余人。”民国34年，前来县政府登记的行业有25个，商业2452户。

静卧资江边的小码头

2、城乡贸易活跃。随着商品经济的萌芽和发展，市场交易日趋活跃。明代中叶后，县境内溪河十镇，“木商贾客，交易频繁。”民国前期，新化城乡贸易异常活跃，全县拥有39处墟场，满竹、潭溪、桃林、洋溪、半山等21市，是当时商业荟萃的地方。至民国35年(1946)，全县集市已有80余处。新化县城相继建立了一批百货商店后，至民国10年(1921)，孟公、洋溪、白溪、琅塘、游家也先后开设百货店，全县百货销售网点形成。县城自然是商业活动的中心，新化人经营木材、土纸、玉兰片者较多，主要庄号有曾光前于光绪年间开设的“永和庆”，就拥有30艘毛板船的资本(每艘船折资本谷120石);同顺和、集利、乾记等规模也比较大。城内一些区域形成专业市场，比如城厢南关号称“布市”，水酒铺集中在县城西石桥一带，烧酒作坊多集中于县城大码头附近。据民国18年《新化工商统计》载：每年光销售成衣就有10400件、帽子8000顶、鞋2万双。民国29年，城乡生产各色土布98000匹，百分之八十于当地销售或自用，其余销往江西。

3、工农业产品远销各地。县境内的工业手工业发达，产品除供应本土外，皆远销益阳、长沙、武汉。清道光十二年(1832年)，全县有高天仁、万顺等商号72家，每年发出上千艘毛板船装载煤炭，大量的木帆船运送茶叶、土纸等土特产品，跻身于长江中下游各大城市，远销俄罗斯及英国，形成“三蔸”(竹、木、茶)、“二矿”(锑、煤)为主体的经济格局。民国前期，锡矿山锑品大量出口，最高年份近2万吨。民国24年销往武汉的煤炭一年就多达十八万吨。云溪、汝溪、桃林等地产的土纸、中庄和琅塘的精石灰、何思和化溪一带制的陶器、洋溪产的瓷器，等等，除供当地人们日用外，多由资江船远运至长江中下游一带。同福锅厂的锅，形成品牌，畅销于两湖两广市场及东南亚各国。

4、外地商人云集新化。江西和湘乡、衡阳、宝庆等地商人和手工业者纷纷来县定居或贸易，主要经营药材、棉布、百货、南杂等商品，获利颇丰。清嘉庆十六年(1811)，湘乡人朱吉发在县城南关设店经营缎帽、布匹、针线，为县内最早的百货商。随后，一批湘乡人相继设店。清末和民国时期的百货店就基本上为湘乡商人操纵掌控。道光十六年(1836)，以湘乡帮为主体的县城百货棉布网点应运而生，城厢南关号称“布市”。抗战初，县城有百货、布匹商66家，大多为湘乡人经营。此外，民国时期县城内经营条子糖、片糖等糖果及各式糕点的南货业发达，较大的南杂店有青石街的大通斋、东门外的大盛斋等14家，都为江西、湘乡人经营。清末民初，县城内江西会馆和湘乡会馆相继成立。

万寿宫即江西会馆

5、茶业发达，茶叶贸易红火。新化茶叶自古名驰遐迩，所产“渠江薄片”，“以多而香著”。 五代毛文锡《茶谱》说：“渠江薄片，一斤八十枚”。奉家米茶由于制作讲究，色、香、味俱佳，历来选择为朝廷贡茶，明代县交贡茶18斤，占全省13%，清代占全省10%。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朝廷额定新化苏溪司茶税官厅收茶税银3000两。清道光八年(1828年)，新化县苏溪关纳税商茶一万余担，全部运往西北销售。鸦片战争爆发后，由于福建岩茶之路中断，加上梅山地区的黑茶物美价廉，逐渐代替岩茶运销西北，这样黑茶逐步大肆外销。民国时期，通过陆上茶马古道和水上茶道(从安化出发——经新化乐安冲——苏溪关——资江——武汉宝庆码头——①甘肃天水—内蒙——恰克图——俄罗斯圣彼得堡——②上海——广州——英国美国)，新化安化茶叶贸易活跃，北销至内蒙古及俄罗斯，南销至广州、上海，远达英美诸国;民国19年，新化正式开辟西成埠(今杨木洲)茶市，宝泰隆等8家茶厂精制茶叶，销往国际市场。民国22年，宝聚祥茶厂生产的“雀舌”“珍宝”牌红茶，在巴拿马赛会上获产品优质奖。民国23年，全县制茶12143箱(8500担)。新化茶在湖南的茶业地位常居第三位。“千猪百羊万石米，城内城外一船茶。”“五里三路杨木洲, 召集此处修茶庄。”长篇湘商史诗《资水滩歌》中也多次提及当时新化茶业的兴盛。

6、木材得到开发。清代中叶后，新化森林得到大力开发，原木通过渠江、麻溪、栗溪、大洋江、油溪等流放到资江河边集中，扎成排筏外运。当时水运方式有小溪河“洗江赶羊”，大河流“集中放排”两种方式。《新化县志》(1996年版)载，民国23年(1934)，县内仅销汉口杉木600排。每排50“两码”，每“两码”约树木10根，价10元。民国24年，《湖南建设汇编》载：新化年产杉木值24.6万元，松木值98.4万元，楠竹产值2万元，均编扎成排运往益阳、武汉、九江、南京等级埠销售。民国36年《新化县林副产品报告》称：该年度生产杉木13.42万根，总产值55.87万元。

7、玉兰片远销全国。相传“玉兰片”为洋溪女子罗玉兰(另一种说法是刘玉兰)所首创，以笋去壳蒸煮而成，为著名的南方土产食品，被誉为“南参”。有冬片、桃片、春片之分，其中冬片用冬笋制成，也叫“宝尖”;桃片用清明节前长的春笋制成;春片用清明节后的春笋制成。民国年间，洋溪人罗次庄在汉口宝庆码头开设的“陆安堆站”，为当时最大的玉兰片转运销售点。随后，新化人在武冈、城步、邵阳、新宁、黔阳、绥宁，甚至到江西、福建等竹笋较多的地方，承包山地就地生产加工玉兰片。玉兰片是新化著名的土特产，具有肉质肥厚,色白鲜艳 ,松脆爽口,风味别致的特点，其中冬片、桃片主销东北、华北、汉口、上海、广州、香港、南洋群岛等地，春片则销省内长沙及滨湖地区。

8、土靛大量生产。历史上，新化境内的云溪、富山、筱溪、禾青、球溪、白云庵、大石等地盛产土靛。其靛于春季下种，夏秋采摘靛叶，用石灰拌水侵入凼内，俟溶解为靛水，捣和之后放干水份即成。土靛为青、兰布染料，年产量500余吨，除内销外，另销往滨湖一带。解放后逐渐被化学染料取代。

二、工业手工业位列全省前列

民国时期，除了上述的商业繁荣外，全县工业手工业也跃入全省发达行列。那时，我县煤矿、炼铁厂逾百家，造纸厂、织染厂和造船厂各数十家，瓷厂7家;从业者数万余人。此外，中庄和琅塘的石灰蛮声远扬，土纸、土铁、茶叶、织染业、木材等，均居全省前列。新化的工业经济一度进入鼎盛时期。

1、“世界锑都”形成。明嘉靖二十年(1541年)，首先在锡矿山陶塘发现锑矿，清光绪年间开始采掘。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锡矿山锑矿迅速崛起，首建私营积善锑厂，然后，私营炼厂相继出现，造就了段楚贤、刘铁逊等巨贾。不久，湖南省矿务局设官矿局于下连村漩塘湾，并创一号官厂，官府直接采矿。锡矿山成为与水口山铅锌矿、黄金洞金矿并列的湖南三大矿之一。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锑价猛涨，每吨高达2000银元，锡矿山的采矿公司增至130余家，炼厂30户，矿工多至10万，日生产锑60-70吨，产量占全球总产量一半以上，被誉为“世界锑都”。此外，新化境内还相继出现过圳上镇的“山溪锑矿”、天门乡的“天门锑矿”、炉观镇的“云溪锑矿”及“新民锑矿”、“人和锑矿”等。

2、采煤业发达。从现已发掘的芦茅江遗址得知，北宋时期的采煤技术，已发展到窑深数丈，不用支护，并历久不塌，至今留有“丈田弓”、“鸡笼门”、“葫芦口”等遗址，为湖南已发现的最早开挖的煤窑之一。明代洪武年间(1368一1398)，县境内当正村(今金竹山)北的赤石岭、羊角岭、潘溪村的布溪(今资江煤矿)所产无烟煤开始远销武汉、益阳。清中叶后，县境内当正村(今金竹山)、河东桑梓、大洋江一带的煤炭大量开采;民国前期，县境内有煤矿98家，采煤运煤者不下于10万人。民国24年(1935)，《中国实业志》载，新化运至汉口的煤炭达18.7吨。抗战胜利后，采煤业逐渐恢复和发展，民国34-38年，煤矿增至176家，矿区面积达23269公顷，年产无烟煤10.4万吨，烟煤0.8万吨。

3、冶铁业已具规模。我县铁的开采和冶炼早在宋朝就开始了，明代，民间开始利用与煤炭共生的铁矿石炼成土铁，再铸造成锅或农具，大都外销。《明一统志》载：“宝庆、安化、新化皆出铁。”清初，朝廷恐开矿之处人多滋事，屡令禁采，生产停滞。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后，禁令松懈才逐渐复苏。同治年间，已具有相当规模，用土铁所产“广锅”成为知名品牌，畅销省内外。光绪年间，县东南部的金竹山、花桥、土珠等地相继建炉炼铁，处理历年积存与煤共生的铁矿石，并且炼铁技术大有进步。民国后期，全县炼铁厂逾百家，生产土铁3250吨。解放初期，经过技术革新，1957年产铁6759吨。

4、铸锅业名扬遐迩。县境内的金属制品，有工具、农具、生活用具，其中以造锅、铸鼎最著名。《中国实业志》载：“锅鼎制造为我国旧工业之一，湘省中，以湘西之新化县制造最早，相传始于宋代，因境内产铁之故。”清末民初，全县各地大兴造锅铸鼎，规模较大的有同福(桑梓栗溪桥村)、同泰(球溪河边)、同兴(小洋河边)、宝兴顺(县城大码头)“宝太祥”(县城)“湘新”(县城) “宝昌”(上渡)等7家，用白煤炼铁铸锅，铸锅产品分为汉锅与广锅两大类。汉锅较厚，销路只限于本省和湖北汉口市场，又称厚锅;广锅又称薄锅，系同福锅厂一家所产，专用洪水坪之优质铁矿为原料，产品质地细滑，色泽光亮，坚硬轻便，形成名牌，曾畅销于国内两湖两广市场及东南亚各国，产量亦居全省之首，人员最多时扩充到一百四十多人。

5、金矿业曾辉耀一时。明末清初，云溪、洋溪、炉观、金滩等溪河流域出现了民间自发组织淘金现象。而古台山、黄铁山、土坪等地从明代开始就有当地瑶人用火烧水洗的土法掘采岩金，清代有人设立公司成规模开采岩金。民国23一29年，全县开设玉振、宝兴、振声、高源等63家金矿公司，从业者数千人，平均月产黄金800余两，主要供应军需。民国32年，陆通金矿公司一家就雇工300多人，月产黄金50两。

6、铅锌矿得到开采。县境内锡田、乐山等均蕴藏铅锌矿。民国32年(1943)，政府批准开采铅矿备案的私营公司有富厚、大道、长乐、营富、济时、长裕、天通等9家。

7、造船业兴盛。当时资江为县内商品流通的主渠道，资江河上往来穿梭着洞驳船、鳅船、摇橹船、洋溪古，造船业和修船业赖以兴盛，船种、载量也不断改多增大。十八世纪末，毛板船问世后，毛板船是资江河道上自行研制的专用的一次性使用船只，从而大大地促进了新化造船业的发展和繁荣。民国时期，新化境内每年制作毛板船1000余艘，其他船只在1500艘左右，船员2万余人。当时新化县境内制作毛板主要有四大基地：沙塘湾、化溪、洋溪、游家湾。造船业兴盛也促进了铁钉厂等配套行业的发展，一艘毛板船单铁钉就有300斤，有一句俗话说“毛板船打(翻)了，都有三百斤钉子。”游家湾当时就以打制铁钉著名，有“马钉一条街”。

8、土纸业历史悠久。新化的云溪、汝溪、桃林、洋溪、琅塘、过街等地是著名的土纸生产基地，生产的土纸类别多，主要有：烧纸、夹板纸、时仄纸，及用于修谱、制雨伞、扇子的皮纸和包装纸等。民国24年(1935)《中国经济年鉴》载：“新化造纸有槽户1000家，工人3500人，资本20万银元。”同年，《中国实业志》载：“新化产时仄纸5200万张，价值67.6万元;夹板纸16万块，价值32000元;烧纸90万球……”产品除供当地人们日用外，多由资江船运至益阳、长沙、汉口等地出售。民国28年，县内有民生、洋溪、泥潭、云溪四家开始用动力打浆。民国29年，出产时仄纸5万担、夹板结纸160万扎，烧纸90万束，总额达79.8万元，槽户发展到2720户，从业者8160人，均为全省之冠。民国三十一年，输出时仄纸20万刀，价值约720万元。那时，著名的纸庄有洋溪恒茂号、琅塘怡盛祥等。

9、印刷业逐成规模。在家刻本盛行的基础上，书商书局出现。乾隆十八年，早期印书局文元团已刻印了话本《海蛇游记》。清光绪年间，县城出现文德堂、资怡堂等印书局，其中规模最大的是陈御丞、陈石擎合办的“三味书局”，该书局雇工200余人，其中刻工100余人，在其所刻《读史方舆纪要》一书书口下端就有刻工姓名36人，并在长沙、衡阳设有分店，只销售自刻书籍，先后出版发行了《元史新编》《三通考辑要》《读札通考》等精美书籍，所印之书，以精审驰名全国，成为唯一与各省官办书局能够竞争的民间书局，深受藏书家重视，其刻书数量之多，版刻之精，在湖南刻书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以后，又有镇梅印刷书社、唤民书局、群力书局等从事印刷业务。而县人邹永萱抗战时期从武汉迁回的亚新地学社，出版地图书籍以精审闻名全国。

10、陶器业开发较早。境内白溪何思、油溪青实的陶器生产最早，早有“半年不烧窑，全家老少愁”之说。该地陶土丰富，民间就地取材，用以制造缸、罐、钵、瓮等日用品，生产工艺世代相传，产品除供应本地外，均水运益阳、岳阳、汉口等地销售。建国初，二地分别成立了白溪陶瓷厂、青实陶瓷厂，不久，上述二个陶瓷厂合并迁移至化溪并进行扩建，成立地方国营新化陶器厂。

11、瓷器业兴起。民国元年(1912)，洋溪人邹承休从醴陵陶瓷学堂(日本人办的)学陶瓷工艺回乡后，在茅坪、麻罗等地探有符合瓷器要求的瓷泥矿，后由杨冠陆出面集资，于民国4年在洋溪河东岸创建华新瓷业公司。此后，维新(在洋溪文昌阁)、裕和(在洋溪灵官殿)、永益(在槎溪太平头)、维山(在维山水口)、董家桥(在水车大同)等瓷厂先后创立。1951年，政府接管后组建国营华新瓷厂。以后，又相继出现了建新、高平等一二十家瓷厂。新化瓷业曾创造了辉煌，在全省排居第二位，产品远销欧美、东南亚等20多个国家。

12、织染、针织业得到发展。光绪三十三年(1907)，上梅城区创办织染习艺厂(后改习艺所)，强制入城无业青年进厂学艺，聘请技师传授织染技术，从而促进了新化织染业的迅速发展。当时县城内比较出名的织染厂有“慈儿院”“正光织染厂”“楚华织布厂”“宏大织染厂”等，其他乡镇如洋溪有“裕国织染厂”，琅塘有“民生织染厂”，白溪有“义成织染厂”等等。针织业也得到发展。民国11年(1922)，周天光在南正街开设华美袜厂，以后相继开办精益袜厂、绮华袜厂等三家较大针织厂，民国中后期兴起和发展了维新、锦云等十几家针织厂。

13、新化石灰一向颇负盛名。由于县境内石灰岩和煤炭多，因而石灰厂散布于全县各地，最有名气的当数中家庄和琅塘的石灰，产品远销滨湖地区。那时，石灰广泛地用作肥料及建筑、造纸原料，使用范围广，新化石灰年产及上市量约15000吨以上。

三、上梅古镇是“民国一流县城”

上梅古镇有近千年的历史，明朝以前街道为十字型，到明正德年间(1506-1521年)，街道扩展为四街九巷，以十字街为中心，其四街分别是南正街、东正街、西正街、衙门前街。另因北城门没有向外的交通要道，仅有一条狭窄的巷子称为北正街，无商店等经济活动，以居家为多。其九巷为：毕家巷、毛家巷、安家巷、戴家巷、续珊巷(或叫宿三巷)、仁贤巷、马家巷、居士巷、辛家巷，均为城内之街巷。清康熙十二年(1673年)以后，县城又陆续向外扩建街道，分别有东外街、向化街、井头街、青石街、永兴街、大码头街等。至清末民初，整个县城有“九巷十八街”之说，其中“十”是指“十字街”，再加上其他八条街，其实就是“九街九巷”的布局。

古色古香的向东街

以前，一般街宽仅2.5～3米，泥土路面;两人骑马，不能并驾齐驱。民国二十七年至二十九年，政府对东正街、县正街、西正街、青石街、向化街、永兴街等进行全面整修，两边住屋各后退五尺，街道扩宽为6.5米，街总长达2257米，路面用青石板铺砌成龟背形，两旁设下水道，整齐划一，雨止路干。至民国末，古城直径二华里，人口达二万多，街道两旁建筑多为二至三层木结构小青瓦屋面，临街为陈列式铺面。街上绝大多数为房居合一，楼居底商或前商后坊。一般是联榻或合墙，多以内天井采光、通风。住房一般为独门多户三合院或四合院平房，也有少数封闭式墙体，仿中西式楼房，街道是青一色的石板路，古色古香，别致典雅。此时，向化街、向东街、东正街、十字街、南正街、西正街、井头街、永兴街与青石街拥有整齐化一的青石板街道，民国时期上梅古城被誉为全省第一流县城。

残留的古县城文物

四、曾造就名噪一时的“辛亥新化潮”

清末辛亥革命时期一扫新化先前“巍科显秩者寥若星辰”之陈腐颓废，形成新化历史上第一个人才鼎盛现象。1897年，新化建立了省会以外最早的现代学校——“新化实学堂”，“实开湖南七十二州县新学之先声”，与长沙时务学堂“并时为两”。新化年轻学子受到新学熏陶，认识到满清王朝的腐败，纷纷研求救国之道。上世纪初，新化籍赴日留学生达170多人，为湖南各县之冠。

革命志士中间，县人邹代钧在上海发起成立“强学会上海分会”，发行《强学报》传播民主新思想，提倡变法强国;民主革命之大宣传家陈天华所著《猛回头》《警世钟》，敲响了专制主义的丧钟;谭人凤以其杰出才能促成和保卫了武昌起义成果，黄兴誉之为“能争汉上为先着，此复神州第一功”;武昌革命烽火一起，就有一大批新化籍同盟会员蜂涌而至，襄助革命——曾继梧任炮兵司令，卿衡任标统，方鼎英、袁华选、高兆奎、周来苏、杨源浚等或参与戎机，或冲锋陷阵，战功赫赫;长沙光复时，曾杰、杨冠陆、卿衡、谭人凤、邹永成、周岐等参与其谋，冲锋在前，起到了中坚力量作用;革命军攻克南京时，邹序彬为江宁光复军参谋长，不久改任沪宁联军混成旅旅长，新化籍的张斗枢、邹天山、周来苏、余焕东同为李燮和沪宁革命军的“四参谋”，为各路革命军出谋划策;湖南中部重镇宝庆府(今邵阳市)光复时，所依赖的部队主要是谭二式在新化组织的会党势力。此外，罗树苍在广州新军中发放“保亚票”，密助谭馥组织“保亚会”;罗仪陆奔走东北，助东北革命党起事;周歧战死山东烟台;李一球就义于汕头;戴哲文、曾广轼等众多新化人在广西、云南等地协助蔡锷开展革命活动……新化籍的同盟会会员和革命义士奔走呼号于神州大地，几乎有革命烽火的地方就有我新化人，形成一股声势浩大的“辛亥新化潮”，因此曾被孙中山先生亲切地称为“同盟会荟萃之乡”，为推翻封建帝制立下了旷世功勋。

五、涌现了一批著名的经济界人物

清末民初，新化一改先前“民力耕桑而少事商贾”的局面，经济界出现了以著名的“三大菩萨”为代表的众多享誉省内外的经济人物。

1、“金菩萨”。 杨培甫，县城厢团上下村岭背后(今上梅镇花山村)人。清光绪年间，以官费生入日本警官学校，毕业回国后曾在云南海关工作，不久返籍，在锡矿山开办“一而十”锑矿，并与县人合资兴建畴富公司。民国23年(1934)，筹资办金矿，在桃源县冷家溪南竹坪、罗家冲一带购矿地40余亩，从新化招去一批采矿工人开采金矿，定名为桃源长江金矿公司。杨自任董事长。同年在新化招去退伍军人120人，成立矿警队，兴建4座碉堡，以保矿井安全。修筑洗金坝4个，每坝定额，日夜两班各需洗金12盘(次)，每盘洗粉碎后的矿石800市斤，4坝每日共洗矿石96盘(次)。民国25～30年为其鼎盛时期，采矿工人多达1500人，管理人员40余人，日产黄金16～18两。杨培甫办金矿以致富，县人戏称“金菩萨”。在原籍兴建“寓园”住宅，纵横26栋、190间，面积5070平方米，围墙高筑，四面修有碉堡，有警卫30余人，日夜放哨巡逻。其所占田产，年收租谷5000担，全由其妻掌管。为支持邬干于创办五年一贯制的行素中学，于民国30年上、下两学期各资助4000银元，民国32年又捐赠年收租谷1200担的湖田一处，此外，还捐款修建花山茶亭，地母庵。

2、“银菩萨”。 段楚贤，又名自立，别号蚩安。1889年出生于新化县安集乡椽木山(今冷水江市矿山街道办事处椽木居委会)，二十余岁时，他跟堂兄段汉卿一同到汉口学做“毛板生意”，后来曾经营铁厂、锅厂和煤矿。1920年起专营锑矿，此后一生之大部分时间，均在锡矿山经营锑矿业，成为远近闻名的“银菩萨” “锑矿大王”。锑像银子一样银白闪亮，而他作为当时锡矿山的垄断者和暴发户，全盛时期日进银元二万以上，他就像用银子铸成的菩萨一样，富甲全省，因而得名。1949年7月迁居香港，经营灯泡厂，创办过电影公司。1954年病逝于香港。

3、“泥菩萨”。原城厢团花山村陈氏家族广有地产，据《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记载，清末陈迪蒙家有良田50万亩，他利用新化人曾继辉当湖南省湖田局局长的机会，大肆收购湖田和州田。陈迪蒙参与创办“三味书局”，刊印了大量医药书籍。民国时期，陈氏家族中陈湘仲在县内有佃户800余家，年收租谷5000余石。因而被称为“土地菩萨”或“泥菩萨”。当时有民谣：“陈家的谷子段家的锡，杨家的金子马家的笔。”即陈家多田，段家开锡矿，杨家开金矿，马家多读书人。其中陈家就是指陈迪蒙。

此外还有著名义商曾庆湘、“铁算盘” 刘铁逊等。曾庆湘，贫苦出身，20年内在资江沿岸各埠设“益美祥商号”18家。光绪二十四年(1898)新化筹办“实学堂”时，他捐资1700缗(1缗为1000文)，占当时办学基金的2/3。还为“新化县自治筹备处”提供活动场所，为自费留学青年赞助学费。辛亥革命中出银洋800元赞助邹永成等光复宝庆府，邹代藩赠联云：“万金安用家人产，一语能坚志士心。”晚年更是倾力大办慈善事业，1925年竭尽全力创办“新化慈女院”，首捐银洋2000元。曾庆湘被尊为“新化义商”。刘铁逊被称为“铁算盘”，先代其养父在锡矿山管理三益采矿公司，然后组建美利炼厂，再拉曾叔式、蔡锷等人为股东，出面强迫华昌公司与美利炼厂合资经营，改名新化昌炼厂，刘从此名闻锑都。不久又独资或集股开办纯青、化成、鸿辉等炼厂。再设计迫使粤商韦志道贱卖志记炼厂，改名为修和洋行，然后挤挎了开利洋行。民国19年，又独资或集股开办球益、天生和、大有庆、履祥吉等7家采矿公司，拥有全山1/5的矿地。此外，还经营商业，放高利贷。在锡矿山开设有协和兴等商号，经营绸缎、南杂、药材;在县城开设利源昌，做木材、棉纱等大宗投机生意;又合股开办惠康商号及履祥钱庄等。

六、毛板船和宝庆码头写下精彩传奇

清末民初时期，新化发挥了资江主航道的优势，把大量的物资，包括农副产品中的土纸、茶叶、木材、楠木、玉兰片、茶油、苡米、棕片、五倍子、花生、土布、生漆等，工业手工业中的煤炭、锑品、熟铁、石灰、鼎锅、陶器等大量外销，在运输中不断积累经验，创造性地发明了资江河道中独有的运输工具——毛板船。

嘉庆四年(1799年)，洋溪杨家边船户杨海龙运输蚀了本，回到新化，赊购了罗显章、陈冬生的“三叉子”船，运煤到武汉去卖。船到汉口，煤炭赚了钱，他见那艘“三叉子”已经破旧，返航又多费时日，就把它拆掉当木材卖了。汉口木材昂贵，卖木材的钱带回去再添一点就可再造一艘新船，既赢得了时间又可以及早还清赊船的欠款，可谓一举两得。

杨海龙轻装回乡，比驾船返航省了个把月时间。还清了买“三叉子”的赊帐，手里买煤炭的钱和造新船都有了，就赶造新船运第二次煤去汉口。这回他有了经验，既然把船当木材卖可以收回大部分造船的本钱，就索性省工省料，只要船能把煤载运到汉口就行了，又按装载煤的特点，在“三叉子”底宽肚大的原型上加以改进，造成了第一艘“毛板船”。 杨海龙成功了，十多年间积资数十万，“毛板船”也不断改进，从业的队伍不断壮大，遍布资水沿岸有煤炭资源的各地，采煤业也因此蓬勃发展。

杨海龙发了大财，在洋溪买了四百多亩田，以后定居益阳，在益阳买了四十多栋铺，几百亩湖田，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他年逾古稀，捐出益阳的铺面与湖田的一半做为毛板行会基金，举荐陈冬生为负责人，创建了新化毛板公会。从此毛板行业与从业的船工水手有了组织，对行业的发展与员工的福利保障起到了很好的作用。1946年又成立汉阳县毛板同业公会，会员73户，其中汉阳武圣庙河沿有50户，其余分布在汉口朱家巷、宝庆码头一带。

毛板船无疑是资江两岸人们智慧的结晶，在湘商史上写下了很得意很辉煌的一笔，在世界航运史上写下了一段精彩的传奇。同时，毛板船促进宝庆码头的形成和发展。宝庆码头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特殊产物。宝庆码头尽管地处大都市武汉，离新化县城远隔上千里，但这一带当时有上万户住户，百分之八十至九十都是新化人，到了宝庆码头，到处听到的都是新化话，就像到了新化县城一样，因而曾被称为新化的一块“飞地”，也被誉为新化人的第二县城。

七、留下了旷世壮歌《资水滩歌》

在内河航运发达的近代社会，资江是新化与外联系的黄金水道，而资江航运史却凝聚着资江两岸历代船工的沧桑和奋斗。资江新化安化段水急山高，俗称“山河”。船进“山河”，船身倾斜，船头沉水，船尾趋高，起伏交替，形如跑马，船工无不胆颤心寒!如果舵师稍有疏忽，略偏泓道，人船都要葬身鱼腹。因此，在资江沿河一带的人们中，至今流传下这样两句俗语：“驾船的人死了没埋，挖煤的人埋了没死。”说明过去干这两种工作的人，随时有着生命危险。又道：“养女莫嫁驾船郎，河风吹老少年郎;穿烂几多新草鞋，睡了几多无脚床;一年穿烂三年衣，三年没睡一年妻。”这是船工们在实际工作中的艰辛情景，驾船之险可见一斑。尤其是利润高的毛板船，自然风险也最大，就以民国25年3月份为例，当月新化发出毛板船300艘，触礁沉没的有130艘，损煤1万余吨，损耗近达一小半。

1961年柘溪大坝建成，航道中断，外河运输受阻，又加上现代社会日新月异，公路铁路飞速发展，交通工具一日千里，资江航运最终完成了它伟大的历史使命，基本中止!但记录资江航运奋斗历程和毛板船故事的长篇湘商史诗《资水滩歌》得以流传下来，它真实地记载了资江航运的诸多事实和风土人情，全面地反映了船舶习俗和船工苦乐，尽管用民歌形式表述有很大局限性，但极具珍贵的文化价值，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