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地址：对1979年邓小平访美前后若干事实的梳理与再思考作者：右而左

    编者的话：
    1979年1月，邓小平访美是他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阴谋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过去有人揭露邓小平访美中的阴谋活动，帮助人们认识对外投降美帝国主义，但是没有把这一活动放在整个篡党夺权的背景上来考察。右而左的文章这样做了，就使这一事件的分量更加突出。要知道，做到这一点是很不容易的，不仅要占有大量的材料，更要经过联想，分析出相互之间的关联，符合阴谋家活动的规律。

    我们说，邓小平是当代最大的阴谋家，他能篡夺毛泽东创建和领导的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必然有一套阴谋手段。这种阴谋手段最显著的特点就是阴一套，阳一套，阴阳互用，以阳掩阴。革命人民识破他这套手法，是阶级斗争极需要提高的地方。文章做到了这一点，对革命人民是极大的帮助。--破晓

                                            对1979年邓小平访美前后若干事实的梳理与再思考

(2012-08-10 23:10)

右而左

           一
         即使曾经暴露在强光下仿佛通体透明的历史，也总是有许多暗角，它们可能与策划阴谋的密室相通，却不同于策划阴谋的密室本身，因为它们进入过公众的视野，甚至是轰轰烈烈地进入过公众的视野，只是没有被理性的光芒照亮，加之历史事件本身的复杂性和认识主体的主观性、阶级性和理性能力的鲜明差异等等因素同时作用于这些事件，这类暗角就更被有意无意遮光了。
        如果“大小气候”决定了89风波“迟早要来的”，那么谁是这“大小气候”的真正制造者？那个“拯救者”，难道不正是“大小气候”的制造者，因此其实也正是历史本身及其所有受难人的加害者吗？回答这一问题，我曾要求读者和我一道考察三件事。现在，第一件，即1978年西单民主墙，第二件，即1980年法拉奇对邓小平的独家专访，都已经重新投射进去一些理性的光，借着这光，想必这历史的暗角变得敞亮一些，大家对于这一问题也就有了一个初步的答案。现在就要对第三件，即邓小平1979年一月的访美，做类似的阐释，以便对通过前两件事获得的初步答案做进一步夯实。
       二
       邓小平1979年1月访美，标志着邓小平配合其政治经济改革的外交思路完全成熟，完全奠定此后至今中国外交基石。阅读中美当事两国的主流媒体和相关历史记载，读者不难发现双方无不对这一事件尤其邓小平本人给予了无穷的赞美和歌颂。就美国那边来讲，这样的赞美和歌颂，无非是占用一些新闻的版面、音频视频资源和图书的纸张之类，对于美国的国家利益不会造成什么伤害。在我们这边就不同了，我们已经将那些赞美和歌颂意识形态化了，成为制约公众观察和思考问题的指南针，成为国家战略指导原则，因此对于自那时以来小到中国外交运作本身、大到国家核心利益的伤害都是显而易见却又被公众所忽视。
        我并不漠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必要性和历史推动作用，我还一直是把毛泽东用那一双大手推开被美国从外向内强行关闭的中国国门——推开的根本标志是1972年尼克松访华——看作是20世纪最伟大的历史壮举之一。它的必要性自不待言，它的历史推动作用我在多年前的《1949年时间开始了》一文里就说过：没有毛泽东这个伟大壮举，1979年邓小平副总理访问美国，路都找不到。我也一直以此作为证据之一，来驳斥那些“毛泽东闭关锁国”之类的对毛泽东的诬蔑。我决不反对中美关系的正常化——意识形态不同的国家没必要就老死不相往来。我更不会忽视毛泽东开始的中美关系正常化过程，对于全球历史的巨大的推动作用。问题是这个正面的推动力不是被邓小平放大了而是被邓小平缩小了，甚至被邓小平改变了方向成为了拉动历史倒退的反作用力。
      1972年把尼克松“请到”北京来，标志着“中美苏三足鼎立”的世界大格局的最终形成，但还没有稳定下来。欧洲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都是作为主战场遭受到最大的战争破坏，欧洲人害怕战争再起的程度，可以从战后欧洲人的言谈行为中得到测量，更可以在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中找到不少哲学思考的证据。鉴于此，欧洲主要各国干脆或者加入“北约”躲到美国的保护之下，偷得安闲，成为美国这一极的内部力量，或者被苏联胁迫加入“华约”接受保护，成为苏联这一极的内部力量。“二战”后兴起世界民族独立运动，毛泽东又铁肩担道义，为新独立的第三世界国家和早先独立还依然不发达的国家仗理执言（甚至还在发达国家内部支持民众运动，如支持1950/60年代的美国黑人的民权运动），这些第三世界国家把中国“抬进了联合国”，有一种加入毛泽东社会主义中国利益圈，成为中国这一极内部力量的明显愿望。
       几何图形结构中，三角形具有最高的稳定性，三角形中又是以等边三角形具有最高的稳定性。毛泽东“请”来了尼克松，但因为在涉及中国主权的核心问题上，即台湾问题上，决不和美国做无原则交易，所以并不急于和美国建交，只发表一个《上海联合公报》，那其实只是一个“备忘录”而已。如果在台湾问题上做局部性主权让步，为建交而建交，草率和美国完成建交，那么这样的建交就意味着中国放弃全部主权原则，建交就是投降，最终必然失去国家独立性，不但瓦解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必然瓦解中华民族本身的大团结，给民族分裂主义打气，决不只是一个仅仅在台湾问题上处处被动那么简单的问题。毛泽东深知这一点（这可在有关尼克松访华的历史记载和随后至1976年的中美互动历史中找到多种证据），所以直到1976年去世，毛泽东都是同等力度地反对美国帝国主义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两个世界霸权，原则问题上坚持他一贯的做法：毫不妥协。这就是说，在三角形的三极互动中，毛泽东坚持了“等边三角形原则”。
对比之下，邓小平放弃的正是这个原则。他把对美外交战略由等边三角形变为锐角三角形，而且锐角（苏联所在的那一角）越来越小，锐角的“对边”（中美这一“边”）越来越短，终于中美两角几乎合为一角，三角形几乎变成“两点一线”：线的一端为苏联，另一端是中美（发展到今天，最精辟的表述就是“救美国就是救中国”）。这就是说，毛泽东辛辛苦苦建立的国际政治和外交的“中美苏等边三角形”不复存在的，自那时以来直到苏联解体，“中美苏三角”实际上只是一个纯粹的地理概念。
        三
        这需要先来看看他1979年访美前的热身运动，即1978年底中美建交的过程。这记载在《中国共产党党史》（第二卷下册）第三十一章“实现历史的伟大转折”第1041～1043页。
      【……1977年6月，美国卡特政府在总结几年来的对华谈判后，拟定了美国对华的基本政策，即一方面谋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外交关系，一方面不妨碍美国同台湾的关系，并把这一意见向中国领导人做了汇报。……美国……与苏联进行的第二阶段的战略核武器谈判将于1978年进入签约阶段，而改善对华关系则可牵制苏联，符合美国利益。
       此时，中国正在开始致力于国内的现代化建设，为争取一个有利的外部环境，也在谋求进一步改善中美关系，因此对于美国政府发出的信息很快给予积极的回应。1977年8月，邓小平……强调：要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在台湾问题上有三个条件，即废约、撤军、断交。台湾的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别人不能干涉。1978年4月，卡特总统公开宣布：美国承认一个中国的概念，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符合美国的最大利益。5月，美国……向邓小平转达了卡特总统的关于接受中国所提三个条件的决心。邓小平在重申这三个条件后，明确表示希望能早日解决中美建交问题。7月初……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步伐加快。
        ……1978年11月，美国提出了中美建交联合公报草案。邓小平看了美国的草案后，当即决定加快中美关系正常化步伐。在建交谈判过程中，中国政府明确指出：第一，台湾问题是美国阻碍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关键问题……；第二，美国必须履行断交、撤军、废约三原则；第三，……正常化后，美国可以同台湾进行民间往来，并设民间机构，但不应继续向台湾军售；第四，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别国无权干涉。但是，在对台军售问题上，双方未能达成协议。邓小平决定，将这一问题留待建交后解决。
经过多次谈判，双方终于达成如下协议：（一），美国承认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人民将同台湾人民保持文化、商务和其他非官方往来；（二）中美建交公报发布后，美国政府立即宣布断绝同台湾的“外交关系”……，从台湾和台湾海峡完全撤出美国军事力量和军事设施，并通知台湾当局“终止共同防御条约”；（三）从1979年1月1日起中美双方建立外交关系。在此协议基础上，中美两国政府于1978年12月16日发表正式建交的联合公报，从而结束了两国关系长达30年的不正常状态。】
        以上文字显示出南辕北辙的明和暗的两重意思：
        明：
       （一）邓小平看出美国在和苏联战略核武谈判问题上，有求于中国，在中美建交问题上，“（中国）皇帝不急（美国）太监急”，于是，高瞻远瞩，审时度势，为了中国国家现代化和中国国家战略利益，及时抓住了战略机遇，并在战略上牢牢掌握着谈判主动。
       （二）邓小平准确认识到了中美建交要害在台湾问题，于是主动出击，迫使美国步步退让。美国除了一个对台军售问题有所保留外，其他全部都满足了邓小平的要求。邓小平战术运用得当，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有利有理有节，不但完美维护了中国的核心利益和国家主权，而且终结了中美30年的互不友好的历史，开创了历史新纪元。
        暗：
       （一）邓小平指示中，有实质内容的仅是“废约、撤军、断交”这六个字，其他全是文字游戏。这“六个字”的关键是“撤军”。“废约、断交”是形式，“撤军”才是支持“废约、断交”的实质举措。没有“撤军”，“废约和断交”，即使公告世界，也不等于实际执行。
      （二）对比政府准确按照邓小平的指示提出的四条要求和最后达成的三条协议，表面上所有方面都满足了中方提出的要求，包括仅有实质内容的“废约、撤军、断交”，但是这三点中最实质的“撤军”实际上已经为美国“保留对台军售权”所取代。此外，“撤军”可以做成游戏，即军队头天“撤出”台湾本岛，敷衍完协议执行，第二天还可以把更多的军队用航母送到台湾海峡甚至中国内海（这些都是后来实际发生的事情）。这样一来，“撤军”完全是一纸空文。
      （三）协议的第一条使用了“美国人民”这一说法，它居然是源于邓小平的指示。这是一个明显的预留下来废止整个协议的条款，邓小平做指示的时候显然没有意识到，却被美国加以了充分利用。就是说，美国政府军事援助台湾的行为，如军售，不仅可以按美方保留的“军售权”公开进行，还可以指定军火商在“美国人民”与“台湾人民”的商业往来和非官方关系往来名义下暗中进行。甚至，武力协防台湾也可以用“美国人民志愿军”的名义进行，也完全不违背本协议的约定。
       这就是说，中方所得到的只是卡特给的“一个中国的概念”，除此之外一无所获。更为糟糕的是，还有一个更漆黑的“暗”：美国在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与台湾断交的同时，由总统卡特签字生效了《TaiwanRelationsAct》（台湾关系法），用以规范中美建交后美台关系。根据这一法令，美国政府在1979年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后，给予“中华民国政府”与其他主权国家同等的待遇。
       这一给予台湾“主权国家”待遇的“关系法”让中美建交成为一场世纪马戏表演。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美建交协议的生成为自那以后我国与他国的所有领土纠纷埋下祸患。中国主权中的台湾主权，貌似局部，实际不是局部，而是整个主权（这里涉及一个“在一定条件下，【部分＝整体】”的抽象的哲学和逻辑论证问题，略）
        四
        通过建交完成热身，1979年1月28日，邓小平以副总理身份携夫人出访华盛顿。打开我国任何一本记载这一访问的书籍、或者点开任何一个相关的网页，读者所能获得的都是堆砌了我国文字中最好的赞美词唱出的颂歌，至于中国副总理和美国总统到底会谈了些什么，当时讳莫如深，至今也未有足够透明的资料显示全部内容。
        在访问外包装上，邓小平去了亚特兰大可口可乐总部，西雅图波音公司总部，参观了休斯顿约翰逊美国宇航中心。这些在当时都极具象征意义，其间邓小平还发出过激情召唤：“中国的大门是向全世界人民敞开的”。基于这些信息进行观察，当时的观察家不难得出结论：中国计划经济政策将出现一定程度松动，会向市场经济体制方向微调，中美将开始全方位的经济甚至科学技术方面的交流与合作，随同访问的有当时在“政府内阁”中行政职务与邓小平相同、主管文化教育科学技术的副总理方毅。这使得出的结论具有毋庸置疑的正确性。向市场体制会走多远呢？这方面引发的想象随着1980年8月的法拉奇独家专访，邓小平透出中国义无反顾坚决向资本主义靠拢的底牌的那一刻就戛然而止了。
        1979年2月2日邓小平在休斯敦观看马术表演，并通过挥动白色牛仔帽向观众致意的经典性动作，完成他自己的开明绅士的性格塑造。访问压轴戏是参加肯尼迪中心的大型文艺表演，据当年赵忠祥的电视解说词的介绍，这是美国打破惯例专门为他而办的，大概是破例特别答谢他在过去几天给予卡特总统许多的无法遏制的惊喜，顺带答谢他在中美建交谈判中的慷慨的“国际主义”行为。在这个文艺晚会上，大约200名美国黑白黄儿童合唱了歌颂毛泽东的《我爱北京天安门》的颂歌，在中央电视台给出的镜头中，在美国儿童歌唱的时候，似乎没有清晰配放邓小平表情的画面，但据我在其他地方读到的文字说，邓小平在听到这歌声的时候，表情立刻由轻松变成严肃，明显是不悦状。这足以表明他内心深处对毛泽东及其路线的不能认同。当时的美国人显然还不能确知邓小平抛弃毛泽东会是后来表现出的那样彻底，否则也就绝不可能安排这样的一个节目，那本来是要讨好邓小平的，结果马屁拍到了蹄子上了。不过，可以推测，邓小平的表情给予美国政治家一个更加明确的背叛毛泽东路线的信号，这对于善于分析中国政治风向的美国人来说，无疑又是一个意外收获。
        这一访问是作为“创造未来之旅”载入共和国史册的，随着时间推移，这次访问的本质含义渐渐明朗起来：外交正常化是次要的，经济和科学技术合作也是次要的，主要的而且是直接的目标完全是军事的，而所有这些次要的和主要的显目标背后的隐目标是邓小平个人的权力欲望，它是由邓小平矢志不移地搞“特色社会主义”抱负所驱动的。
外交正常化的显目标上篇已经有足够的文字了，经济和科学技术合作的显目标，我上面给出的文字也已经足够说明问题了，都不再多费笔墨。军事的目标，我就以《环球网》上的一篇学术论文（注意是学术论文，不是一般网帖）披露的部分材料作为依据。该文题目是《1979年中越边境冲突中美中苏三角关系》，文后的说明指出【该文是中美关系史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举办的“20世纪美国和亚洲的冲突和战争”学术研究会论文，2004年1月11～13日，哈尔滨，发表于《国家观察》2004年第三期】。
       文章第一部分回顾了访美前“中美苏三角关系”基本态势，我归纳如下：
       1970年代初中美关系缓和，毛泽东开出的条件之一是美国必须从越南撤军。美国从越南撤军后，中美关系在1972年获得缓和，越南却对于中美的缓和表示不满，到1975年越南放弃原来秉持的“在中苏之间中立的原则，倒向苏联”。（毛泽东生前因为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诬蔑和种种对华的不友好行为和政策就与苏联保持了必要的距离——右而左注）。1976年9月毛泽东去世之后，苏联就在10月发出信号，要求苏中关系缓和，但态度十分恶劣，限定中方必须一个月内做出缓和的政策，否则苏联就将做出“不可逆转的决定”。对此，美国方面借基辛格发言表态，说如果中国“受到一个外部大国的威胁”，美国将会认为“那是一件严重的事”。（于此同时，美国又在和苏联进行战略核武谈判，需要中国的支持，增加谈判桌上美国的筹码——右而左注）。
文章第二部分标题：【邓小平访美，通报要“教训越南”】。第三部分标题【美苏对中越边境之战的态度和反应】。我打乱原文字顺序按照时间顺序截取以下关键要点：
【在中美建交的同时，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从战略全局出发，决定有限度教训一下越南……，在1月29日上午和下午举行的两次中美会谈中……邓小平对卡特指出：越南侵柬，“这是一个严重问题，是苏联战略部署的一部分。”……1979年1月31日，邓小平……与美国新闻记者共进晚餐说：“我们大家可以做这么一件事，苏联在哪里搞，我们就阻止它，挫败它在世界任何地方的捣乱。……，越南起的作用比古巴还坏，我们把越南叫做东方的古巴。对于这样的人，如果没有必要的教训，恐怕任何其他的方式都不会收到效果……。”
       中美两国领导人经过两天的会谈，于1979年2月1日发表了《联合新闻公报》。公报指出：“双方重申反对任何国家和国家集团谋求霸权主义或者支配其他国家，决心为维护国际和平、安全和民族独立做出贡献”……，此时，中国已在中越边境集结部队准备对越作战。……邓小平结束访美后，中共中央于1979年2月14日发出了《关于对越自卫反击、保卫边疆战斗的通知》……战斗打响后，国际社会注目的焦点是中美苏三方的微妙关系。美国实际上在邓小平访美期间得到了中国要“教训”越南的通报，因此已早有准备】
        此后的文字就是详细说明并歌颂美国如何按照和邓小平在访问中的约定，向苏联发出强硬的外交和军事信号，阻断苏联任何介入中越边境冲突的意图。然后指出：【事实证明，越南靠苏联是靠不住的，而邓小平访美后迅速发展的中美战略协调关系倒是在炮火中经受了严峻的考验。1979年4月16日，邓小平表示：“在我们教训越南时，我们对于美国政府的立场和表明的态度是满意的。……1979年邓小平又从全球战略的高度，对教训越南的意义做了阐述，他说：“在美国的时候，我就对卡特总统说我们要教训一下越南。对越自卫还击战，在军事上、政治上都得到了胜利。不仅对于稳定东南亚局势，而且对于国际反霸已经起了重大作用，将来还会起作用。】
        以上文字不多，但字字如铁，从文章作者自己的判断、中美互动关系文件记录、邓小平亲口对新闻记者说的原话、邓小平自己回忆的对卡特说的话、战争中包括美苏在内的国际反应，以及战后的战果评估、战争的现实与长远意义等等多个信息窗口和观察角度，铁一般地证明了这次访问的军事目的。
        此外注意一下访问的日程安排透出的信息：邓小平28号赴美，29号上午和下午两次会谈，30号没有交代，31号参加记者晚宴，标志会谈已经结束，相关新闻稿在拟定之中；2月1号中美发布《联合新闻公报》，2月1日当天，中国向中越边境集结部队，这标志本次访问真实目标从内容到形式全部完成。所以，2月2号开始邓小平就去放松心情，参观赛马表演，以及其他无关紧要的完全可以没有的项目去了。这说明这次访问的军事目的其实是唯一目的，其他显目标不过是掩人耳目的移动靶。
       该论文是2004年写的，时隔访问时间已经25年了，自然只是陈述已经发生的历史事实，不存在任何动机推测和目标判断问题。但是，我较早前提到的加拿大《环球邮报》1977～1979年常驻北京记者傅睿哲在他1980年出版的《中国人——一个民族的肖像》一书里（第147页），却是在事发刚刚不久就给出了动机推测和目标判断，他指出：“一些分析家甚至辩称，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这一事件，时间上紧扣并且直接指向邓小平历史性访美的日程安排，两者之间不是偶合，证据是，中越边境之战爆发在邓小平离美回国后仅仅几天之内，这给人以深刻印象：中美两国在东南亚的利益几乎一致。”
        这个“一致的利益”是什么呢？在傅睿哲、我引述的论文的作者、一切专事国际关系研究的记者和分析家们以及对此有兴趣的一般公众来说，这个“一致的利益”当然就是在中美苏三角关系中中美一致对付苏联。
        中国社会主义的战车被邓小平开进美国资本主义的特洛伊城，不是去充当特洛伊木马的，而是去联合特洛伊美国一同来社会主义阵营，摧毁世界上的社会主义制度的，特洛伊大王子卡特卸任后，小王子里根用他的箭，射中了苏联战神的阿奇里斯之足戈尔巴乔夫。苏联完蛋了。这一结果完全印证了邓小平的“启示录”：【对越自卫还击战，在军事上、政治上……对于国际反霸已经起了重大作用，将来还会起作用】。这个“还会起的作用”竟然是如此的完美，恐怕邓小平本人也不曾料到。
       根据邓小平自己的话来看，可以肯定的说，在他心中，当时所谓“国际霸权”只是苏联，绝对不包括美国，他已认定美国是“和平天使”，“上帝的福音传递人”。
        五
        邓小平实现达成个人的权力欲望，用不可撼动的权力终结毛泽东社会主义的隐目标，在当时的主要阻力在哪里？就在*集团。当时，*在毛泽东那里继承了合法性，在粉碎四人帮的行动中建立了个人权威，名副其实地掌握着国家最高权力。他名器在身，任何的公开地反对*，就是分裂党和国家。这让邓小平十分难堪，更让他的资本主义抱负基本无法实现。而且，经过了文革，他在党内不具有正统性，他又是毛泽东去世前刚刚因为“右倾翻案风”被毛泽东亲自罢免的国务院副总理。这些不利条件让邓小平在和*的政治较量中实际处在很不利的位置，因此，他不得不在借助党内先于其本人获得“解放”的*和原本保留在权力位置上的他的支持者叶剑英等人的支持的同时，还要：第一），向民间寻求民意支持——这就有西单墙事件得以轰轰烈烈开展的基本政治前提；第二），向中国外部世界寻求国际力量的支持——这就有他访美前中美匆忙建交和他的以军事打击越南为唯一真实目标的匆忙访美以及他接受法拉奇独家专访等事件的政治前提。
       为了支持这些关键性的说法，下面我就要回眸一些重要的历史事件，调动必要的历史资料以作论证。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去世。当时主要控制在江青、*等人手里的《人民日报》于9月22日发表“按既定方针办”的毛主席语录，又于9月25日发表《毛泽东思想永远指引我们前进》的文章，提出“按既定方针办，就是要按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各项方针办”。
        但是，不到一个月，即1976年10月6日，*、叶剑英等人就采取非常手段限制了江青、*等人人身自由。*将这个不合法行为说成是：粉碎四人帮是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伟大理论的又一次伟大实践，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又一次伟大胜利，是我们反对党内正在走的走资派的又一次伟大胜利。这一说辞能够说服总是相信党中央正确性的老百姓，但显然无法说服熟悉党内政治生活的全国党员干部和群众，尤其无法说服有相当级别的党内干部，以至于到1977年中央全会上，*还在政治报告中，不得不剪裁毛泽东生前说过的一些话，断章取义，为他们的非法行为寻找合法性依据。例如、*说“1975年5月3日，毛泽东曾批评四人帮分裂党的活动，警告他们‘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叫你们不要搞四人帮，为什么还要搞，为什么不去团结200多个中央委员’，‘四人帮的问题，今年要解决，上半年解决不了，就下半年解决，下半年解决不了，就明年解决……’”。
        为了应对党内质疑，修复个人和党的合法性，*一方面通过被后来指控为个人崇拜的行为方式大树特树自己的威信，例如在全国印发他的标准像，让他的标准像和毛泽东的标准像并列悬挂（从那个时代过来的，尤其当时在上中小学的学生对此应该印象深刻，因为当时教室里就是这样的），另一方面采取了一系列具体的有实质含义的政治动作，稳定全党全国，例如1976年10月26日他指示宣传部门，批判四人帮的时候要连带批邓，凡是毛泽东讲过的，点过头的都不要批评。1976年11月24日，在毛主席纪念堂奠基仪式上还发表讲话，提出“三个坚持：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1976年12月5日，*以中央名义发出通知：凡是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绝不允许“翻案”。1977年1月21日，*又提出：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必须坚决拥护，不能违反，凡是损害毛主席的言论都必须坚决制止，不能容忍。这些思想后来在1977年2月7日的中央两报一刊上以“两个凡是”的面目出现：“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注：两报一刊指《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红旗杂志》后来被邓小平改为《求是》）
     “两个凡是”提出后，*领导的党的合法性危机基本得以化解，他从毛泽东那里继承来的合法性最终得以确定，他粉碎四人帮的功劳甚至也经过这一过程得以放大。因此，他在党内的个人权威基本确立。
       “两个凡是”在的确起到了修复党和*的合法性、稳定全党全国的作用的同时，也成为当时政治生活中的高压线，横贯在邓小平及其支持者的面前，让他们很长时间无可奈何。于是，围绕“两个凡是”展开的政治动作，也就成为邓小平集团和*集团的决定性的、你死我亡的政治斗争。
       第一阶段的斗争是围绕邓小平的政治复出展开的。
       1977年3月10日～22日，中央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粉碎四人帮之后第一次中央工作会议。在会上陈云和王震提出为“4/5事件”平反，要求邓小平复出。*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决定的，是必要的”为由，挡了回去。
       1977年4月10日，邓小平再次给*写信（此前在1976年10月10日，限制四人帮自由后仅仅4～5天时间之内就写信吹捧*的英明伟大。此后不久就开始在家里接见各路访客，为自己的复出进行组织活动和秘密宣传活动），声称“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的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给*灌迷魂汤，并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策应已经在党内为其复出进行活动的陈云、王震等人。
        1977年*在担任了中央党校副校长（校长为*兼任）后亲自筹建创办了《理论动态》杂志，专供省、军级干部和高级理论工作者阅读。1977年7月，该刊的创刊号发表了《“继续革命”问题的探讨》一文，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委婉提出不同看法。
        由于“4/5事件”的一端是四人帮，另一端是邓小平，*带头抓了四人帮，宣告了四人帮的错误，就意味着公告邓小平的正确。这其中的“政治机巧”，1976年9月9日凌晨，在毛泽东遗体前还和江青、*手拉手以示政治同盟关系的*，显然是后来才明白过来。因此，无论*怎样修复合法性、提出并坚守“两个凡是”，都对于邓小平的复出无法构成决定性阻挡。因此，有邓小平坐镇在家亲自指挥，党内高层党政军一些实权人物积极奔走活动，并巧妙绕开*的“两个凡是”高压线，邓小平终于在1977年7月16日～21日的第十届三中全会期间复出。这标志着邓小平集团获得阶段性的决定性胜利。在这次决定其复出的会上，邓小平做了复出后的第一次讲话，假惺惺表达了对毛泽东的崇敬和对粉碎四人帮的*为首的中央的拥护。
        六
       1977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下达的关于四人帮罪证材料的文件，把粉碎四人帮、林彪反党集团和揪出“刘少奇反党集团”并论，都作为文革的成果，还说：“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结束，绝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结束。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始终存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的斗争”。
       *这一动作，无疑是堵死了邓小平复出后展示自己政治抱负的道路。于是，两个集团的下一阶段的斗争就是争夺对毛泽东思想的解释权，表现为邓小平集团直接向“两个凡是”发起攻击，先锋是*，标志事件是1978年3月开始酝酿的“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五十年中国哲学风云》（1999年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王炯华主编）是一本高度赞扬邓小平政治斗争艺术的所谓哲学著作。这本书对于1978年的这一事件有长达62页（页250-312）的冗长描述。我摘要一段：
      【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讨论，从性质上看，决非属单纯的理论学术之争，如邓小平所述：从一定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问题。因此，这场大讨论……与两个凡是密切联系。说到底是一场政治斗争。……在毛泽东刚刚去世的当初，人民还沉浸在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的梦境中，*也因提出“两个凡是”而得到不少人的赞成，因此，要公开批评和否定“两个凡是”，势必会遇到想象不到的困难和麻烦。这就有一个选择突破口的问题。这个突破口应起到既能达到批判两个凡是的目的，又能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同时又不至于授人以柄——有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之嫌……，实践派发动这场大辩论之前，为了先声夺人，一战即胜，保密工作做得很好，凡是派全被蒙在鼓里，一点没有察觉】。
        这个“学术研究”告诉了读者一个铁的事实：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就是邓小平集团策划于密室、向*集团发起的政治斗争，直接目标（现实目标）是“两个凡是”，掀掉*的权威和权力，间接目标（长远目标）是除去毛泽东思想的统辖力量，为复辟资本主义清除政治障碍。
        但他们的这一战役进行得并不顺利。
        *时任中央组织部长（1977年12月获任），他避开*和汪东兴的关注，违反党内组织原则，私自准许其自己创办并掌控的《理论动态》于1978年5月10日发出长时间精心策划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随后让杨西光掌管的《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在5月11日予以公开发表（杨西光1978年入中央党校第一期高级干部学习班，尚未结业即接受由中央党校副校长身份接任中央组织部长不久的*的秘密使命，出任《光明日报》总编辑。他是参与*的写作班子的五人核心之一，其他四人是胡福明、孙长江、马沛文、王强化）。新华社当天全文转发该文，5月12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也同时转载。
       当时主管意识形态的胡乔木闻之立即“去了富强胡同6号*的家，对耀邦说，争论是你挑起来的。我不同意再争论下去，再这样争论下去，势必造成党的分裂”。与此同时，新闻界权威、毛泽东著作编委会办公室副主任吴冷西深夜打电话给《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批评说；“这篇文章犯了方向性的错误，在理论上是错误的。文章提出怀疑一切，提出真理不可信，不可知……，文章在政治上很坏很坏，要向马列主义开战，向毛泽东思想开战……，文章在政治上砍到毛泽东思想这面红旗，是很坏很坏的”——这个电话后来被称为“电话事件”。
        汪东兴给新华社社长曾涛打电话说：“这篇文章理论上是错误的，思想上是反动的，政治上是砍旗帜的”，批评*说：“这篇文章起了很坏很坏的作用，把党中央主要领导人的分歧，公开暴露在报纸上”。
        当时*在朝鲜访问，得到汪东兴和纪登奎的通报说这件事“牵涉甚广，后果堪忧”之后，指示要求持慎重态度，进而在稍后指示宣传部就这件事要“不表态，不卷入”。当时主管宣传部的张平化根据这一指示，向各地打招呼，要求全国各宣传口要“不表态，不卷入”，《红旗杂志》新任总编熊复也在“施政演说”中暗示“不表态，不卷入”。
       这些情况说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遇到除了他们的小集团之外的几乎党内的全面抵制。在这样的情形下，邓小平不得不亲自出马了。
       1978年5月29日，*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继续坚持1977年10月的立场，强调文革路线，强调阶级斗争，说：“历时十一年的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一场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广大群众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在这场大决战中。我们先后粉碎了刘少奇、林彪、四人帮三个资产阶级司令部……”。
        仅仅三天后，就是1978年6月2日，就在同一次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邓小平以军委副主席身份发表主旨为“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讲话，与*针锋相对，旗帜鲜明支持*的真理标准讨论，对“两个凡是”进行尖锐批评。
        从此中央高层的权力争斗连最基本的遮掩都不要了，邓小平集团完全是赤膊上阵，根本不考虑什么党的分裂、国家分裂、民族分裂，一心只想取得最高权力。
        汪东兴作为*的助手，深感邓小平亲自出马问题严重。他首先想到的就是控制舆论，并于1978年6月15日召集中央宣传部和中央直属新闻单位负责人会议，强调新闻传媒的党性，要求“党报要有党性”，批评了《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一文是党性不强，要求“下不为例”。但是，就在第二天，即16日，《人民日报》发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邢贲思的文章《关于真理的标准问题》；17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还全文转载。21日《哲学研究》编辑部召开有中央党校、中国科学院、全国科协、北大、人大、北师大、军科院、政治学院、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央广播电台以及一些中央部委参加的座谈会，力挺邓小平6月2日的讲话；24日，《解放军报》在罗瑞卿的支持下，发表《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檄文，打着*的“两个凡是”的牌子反对*，加盟支持邓小平。这一系列事件说明喉舌舆论已经不再完全掌握在*集团手里了。但这不意味着，他们已经彻底旁落核心发言权，更不意味着邓小平集团已经可以操控一切舆论。
        1978年7月汪东兴到山东视察，在济南强调真理标准讨论是“砍旗子、丢刀子”。同月，李先念针对汪东兴的讲话在国务院“务虚会”明确表态支持真理标准讨论。此时此刻的*还是强调各地要“不表态、不卷入”。
        面对全国实际只有《光明日报》等几家报纸忙碌，可以说还是基本死水一潭，邓小平有点坐不住了，就在6月20日直接找主管全国宣传的中宣部长张平化谈话，要他不要“下禁令”，设“禁区”，可是张平化根本不买账。
       此后，中国社科院副院长邓力群7月17日表态完全支持真理标准讨论，周扬以社科院顾问身份支持真理标准讨论。几乎与此同时，地方上宋平在6月28日在甘肃表态支持真理标准讨论，带动地方反对*的“两个凡是”，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杨易辰跟风，在省委扩大会上站出来反对“两个凡是”，任仲夷7月25日在辽宁跟风，也支持真理标准讨论，福建的廖志高，湖南的毛致用也相继表态支持真理标准讨论。
       正如《五十年中国哲学风云》所言（页285）：【“……大讨论之所以在全国大地广泛开展，应当说这首先是与邓小平、*的大力支持分不开。实际上，邓小平是这场讨论的发起者和领导者，*是邓小平的得力助手，他亲自组织和指挥了这场大讨论。”】
       然而，这个“全国大地广泛开展”如上所述不过是少数的机构、团体、省市和个人，相对于中国几十个省市自治区和无数相关新闻媒体和社会科学院所和机构来说，显然还是不够“广泛”，如果用具体人数计算，那就更不够“广泛”了。问题的关键还在于开篇就说过的，经过了文革，邓小平在党内不具有正统性，他又是毛泽东去世前刚刚因为“右倾翻案风”被毛泽东亲自罢免的国务院副总理。这样的不利条件让他无论怎样善于权谋，在党内关门较量中所得到的支持是少数的，开门之后的较量中得到的支持依然是少数的，他根本无法在1978年就仅仅凭借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哪怕真正撼动，更不用说一举击败*的正统性与合法性。后来的马屁精们毫无疑问夸大了邓小平在这场较量中的战果，就如同邓小平本人曾夸大自己当年的战功，说淮海战役是他指挥的一样。
        更为震撼的是，主管全国宣传的中宣部长张平化，不但在6月20日当面不买“上帝”的账，还在稍后8月到东北三省发表谈话说：“国内外阶级敌人都在骂毛主席，恶毒攻击毛主席”，“我们只能宣传一个领袖，过去是宣传毛主席，现在宣传华主席”。
       七
       一计不成，再生一计，邓小平于是改变思路，调整战略。
       1978年9月，《中国青年》杂志复刊，当期复刊号，未经中央批准，专门刊登了一组“4/5事件”中所谓“人民群众”（就是那些当时还被定性为反革命的人）在天安门与四人帮作斗争的文章，向社会发行。当中央发现口风不对，强令删改的时候，这期复刊号，已经有4万多册流入社会，在社会上造成特别意味深长的影响，有人把查封的杂志内容贴到了西单墙，但当时并未造成很大影响，西单墙也还没有进入公众视野，还只是一堵普通的灰墙，更没有成为历史名词。
       随后10月至11月，《中国青年报》，《工人日报》，《北京日报》，又陆续刊载类似内容，进而一部以“4/5事件”为背景的话剧《于无声处》先后在上海和北京公演，同时各种版本的《天安门诗抄》在民间广泛流传开来。这些事件如同真理标准讨论事件一样，明显是邓小平在主使，为他的人在中央提出为“4/5事件”平反制造强有力的民间舆论支持。
        更有甚者，*控制的组织部已经于11月3号秘密完成了对“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的所谓复查。此后仅一周，即11月10日，中央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会议议题是“经济工作”，因切合时代需要，会议开幕后中央一度再次出现团结一致的局面，大家围绕经济建设畅所欲言。
        但是，陈云利用这次会议，违背会议议题向*发动突然袭击。他在东北组的讨论中发言，提出薄一波六十一人所谓叛徒集团案、陶铸和王鹤寿案、彭德怀案、“4/5事件”要平反，康生虽然已经死了，但他在文革中犯了严重错误必须批判。
        陈云一石激起千重浪。*随即在会议上提出要搞清楚文革中的各种错案，杨得志提出武汉“720事件”也要平反，陈丕显要求上海“一月风暴”也要搞清楚……，顺着这个气势，邓小平集团有人就明摆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应予推倒。
        注意，所有这些意见中，即使本来的目标是否定文革，也并没有任何直接否定文革的言论，而只是对文革中的具体事件，提出纠正错误。在这样的精心策划的“逼宫”目前，*不得不在一个个具体问题上做出让步。于是，在这次会议期间：
       11月14日，经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由中共北京市委出面为“4/5事件”平反。至此陈云、王震等人1977年三月提出的这一问题历经快两年时间才最终得以解决。紧接着，有人就在西单墙贴出大字报，点燃西单民主墙的所谓“民主火焰”。借着西单民主墙的“民意”：
       11月20日，新华社向全国播发为“4/5”平反的消息。由此，西单民主墙更一发不可收拾，同时北大出现“民主三角地”。在此情形下：
        11月21日起，《人民日报》连载发表《天*件真相——把四人帮利用<人民日报>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随后，北京和全国其它各种地下刊物雨后春笋般一夜突然爆出无数。在如此朝野结合、上下互动的党内外夹击之下：
       11月25日，*在中央会议上对陈云等人提出的一系列问题做出表态，接受陈云等人的意见。但是，在“两个凡是”的问题上，*寸步不让，要求坚决维护党内团结，并要求会议讨论农业等经济问题。于是，西单墙事件迅速发酵，蔓延到王府井、天安门广场、毛主席纪念堂内外。邓小平透过《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诺瓦克的个人采访，通过诺瓦克和傅睿哲的嘴，告诉西单民主墙前集聚的无数民众，他邓小平是明确支        持西单民主墙的：那是好事，应该鼓励。而且：
11月26日，邓小平在会议期间忙里偷闲，接见日本社会党委员长佐佐木良，借机进一步煽动民众说：“写大字报是我国宪法允许的。我们没有权力否定或批判群众发扬民主，贴大字报。群众有气让他们出气。群众的议论并非一切都是深思熟虑过的，也不可能要求完全正确，这并不可怕”。鉴于这样一种态势，连起初还到过富强胡同6号，当面批评*的胡乔木也在中央会议上改变态度，强迫*表态支持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于是：
       12月13日会议的闭幕式上，*对提出“两个凡是”的错误做出检讨，汪东兴也相应检讨，承认“两个凡是”提法不妥。
       至此，真理标准讨论开展以来一直没有解放的思想就此解放，一直没有冲开的“两个凡是”的“思想牢笼”就此冲开。这次历时一个多月的中央工作会议的核心人物也换了角色，“上帝”取代*成为了核心人物在13号闭幕会上做总结报告。5天之后，即：
       12月18日，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次会议组织上确立后来归纳的以邓小平为核心的所谓第二代领导集体；思想路线上彻底否定了“两个凡是”，取消“阶级斗争为纲”。
        就此，“中国改革共产党”宣告成立，其缔造人为邓小平。
         八
         以上资料表明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之后至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个时期，邓小平集团向*集团发动政治攻势，僭取党权国权经历了“邓小平复出”、“向‘两个凡是’宣战平反‘45运动’”和“确立邓小平核心地位”三个基本阶段，以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改革共产党”的登台亮相为阶段性终点。
        现在，正式文件和书籍都对“十一届三中全会”大书特书，却对于此前历时一个多月的“中央工作会议”轻描淡写，甚至隐去其中最重要的内容不谈。通过历史的梳理与回溯，显而易见的是，在当时，实际决定了中国命运的，不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它只是作为一场政治斗争的结果而出现的，而是会前那一个多月的“中央工作会议”——这次会议充满了阴谋和宫廷内斗，期间完成了继1976年10月之后又一次非法的权力更迭。
        毛泽东生前预言他死后“右派”会利用他自己的一些言论否定他自己，打倒他们的政治对手。在1978年5月，邓小平完全不顾党内的团结，正面向*的“两个凡是”发起攻击，以军委副主席身份发表主旨为“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讲话，用极端恶劣的手法，剪裁马列毛理论，将社会主义体系肢解，将毛泽东思想这个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博大精深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简化为“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论工具。
        方法论工具，例如辩证法，完全如同科学技术工具，本身并不具备阶级性、价值意义和道德审美功能，这样的方法论工具，与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结合，例如辩证法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相结合，变成历史唯物论的辩证法时，它才会为无产阶级服务、为社会主义价值论服务并产生社会主义道德审美功能，否则辩证法也同样可以为任何无产阶级的敌人所掌握和运用，成为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工具——这也正好解释了为什么国内外一切反毛的人士都十分注意毛泽东的方法论的研究和运用。
        邓小平集团自1976年十月以后从事的一切，尤其是利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将毛泽东的“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修正”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表面上是向“两个凡是”提出尖锐批评，向*开战，实际上正如前文资料所展示的那样，是“丢毛泽东的刀子，砍社会主义旗子”，就是说是向毛泽东本人、毛泽东思想和社会主义开战。这正好印证了毛泽东生前的预言。
        1978年12月，中国改革共产党宣告成立，标志着邓小平完成了初步的组织上的准备，也完成了思想理论上的基本建造。由于这个新党脱胎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体系和权力外衣，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无论如何都还明显地打上了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印记，邓小平要借助这样一个党来实现自己的个人抱负，就非要动大手术对她进行组织体系和指导思想的全面改造。
        组织上的改造第一步是将自1957年“反右”以来直至文革被罢免权力的所有人，只要还健在的，都全部官复原职，委以重任，使他们成为邓小平自己的死党（后来发展出来的“清理三种人”暂不在此讨论）。这一工作的具体实施人是*。
       *早在1977年任中央党校副校长的时候，就在中央党校开展了所谓的“整风运动”，目标是消除生前曾长期主管中央党校工作的康生的历史影响和清除还主要掌控着党校的“五七”干部。前文还说到，在1978年11月充满阴谋的“中央全会”召开之前，*已经秘密完成了对“61人集团案”的所谓重新调查，认为那是完全的冤案。据“*史料信息网”的《“两个不管”和“两个凡是”的交锋》一文透露，当*把这个结论汇报到邓小平的时候，邓小平一度被*的政治胆量深深震撼，问*：“这样的案你也敢翻？”。
       1978年12月18日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对已经于1975年逝世的康生进行审查（不到两年之后，即1980年10月，中国改革共产党决定开除康生的中国共产党党籍，撤销1975年对康生做出崇高评价的悼词）。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更以具体落实“61人集团案”的平反为契机，顺势展开扩大化的平反运动，将建国以来历次政治运动中的所谓“冤假错案”，不分青红皂白几乎一律全部平反（——这其中当然也包括那位现在自豪地宣称自己是被准确地打成了右派的茅于轼）。
        以下是三个典型事例中平反的关键人物，他们对后来的历史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可以说，直到今天的历史，依然是他们这些人的历史，读者不妨沿着他们的政治变迁做进一步深思：
      “彭罗陆杨案”：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
      “61人集团案”：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邓小平，*，张爱萍，万里。
        九
        大家知道，文革发动后不久，毛泽东就曾把刘少奇的问题和邓小平的问题故意加以区分，对邓小平予以“封存保护”，让他做了“桃花源中人”。毛泽东的这个政治动作，让邓小平在文革的高峰期，避开直接卷入许多人事冲突和社会事件，为其积累了更多的人脉资源，确保了其在文革后“众望所归”。当然，毛泽东同样也清楚，自己教导过的一代中国共产党领袖和群众，是不会整体性全部轻易地完全背叛社会主义和他自己的思想的。这样，即使有*的扩大化的平反运动，让曾被免职的老干部和地富反坏右分子纷纷汇集于邓小平麾下，他也一时难以做到枪指挥党。
        没有枪指挥党的特权，邓小平就不能完成中国社会由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大转型。正是为了改造党，并实现枪指挥党的目标，僭取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还掌握在*集团的剩余权力，邓小平才急于完成中美建交，急于打一场被后来一些评论人士称为向美国交投名状的“对越自卫反击战”。
       向美国交“投名状”这一说法当然是站得住脚的。但为什么非要向美国，而不是向苏联交这个投名状，这是“投名状理论”需要进一步解释清楚的。当时，中国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关键大国，按说，邓小平向苏联借力巩固自己在党内的权力，具有最好的正当性，而且苏联早在1976年的10月所谓“四人帮”一倒台就向中国发出恢复苏中关系的政治信号，但邓小平偏偏就是不尿苏联那一壶！他不是去找个机会教训曾给苏联出了难题的匈牙利、捷克或者阿尔巴尼亚，向苏联交投名状，而是拿曾在毛泽东的帮助下让美国人吃尽苦头的越南大开杀戒，把投名状交给美国！
       显而易见的是，这是由意识形态倾向性决定的！邓小平的政治理想完全拒绝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即使是苏联修正主义化了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邓小平也不能接受，他能接受的就是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但他不能认同的是，搞资本主义为什么必须是两党制或者多党制？为什么不可以是一党制？中国共产党，过去在毛泽东的带领下可以成为共产主义的先锋队，那么中国改革共产党，在他的带领下，为什么不可以成为搞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的先锋队？！从这个意义上讲，邓小平是改造并完善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而不是一般所言改造和完善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只要淡化意识形态的差异性，或者“人为地”让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合一，党就总有一天可以被操控在他的枪杆子之下，成为他实现个人抱负的纯粹的工具或者机器。这就是全部秘密中的关键秘密！所以，邓小平为了谋求意识形态上与美国合二为一，才要向美国借力，向美国交投名状。
       此外，即使不考虑其意识形态的亲美性，让其向苏联借力，一个现实的麻烦是，由于当时的苏联已经被中国共产党确定为修正主义化了，勃列日涅夫实行的是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路线，向苏联借力，搞不好会被人说成是中国的赫鲁晓夫——这种担心，在其后来接受意大利记者法拉奇专访的政治表白之中充分体现出来了！所以，他不去趟苏联的浑水，而是完全倒向美国怀抱，切割自己和社会主义叛徒赫鲁晓夫的任何哪怕外在的关联。而且，为了阻断当时人们可能对他不利的想象，他还特别高调声称“没有毛主席中国还会在黑暗中摸索很长时间”，后来更认为戈尔巴乔夫搞政治改革，否定党的领袖的特别作用是傻瓜行为。
        十
        为什么通过一场局部的对外战争，邓小平就可以实现自己枪指挥党的目标？一些读者认为通过对军队的调动，邓小平可以知道谁听话谁不听话。这样的解释显然失之简单，欠缺历史合理性。当时的军队是党指挥的军队不是任何个人的工具，邓小平要通过全党，通过严格的程序才能调动和使用军队。在国内和平时期，如果军队大规模调动不是用于对外战争，而是用于对内派性专政，不论是谁，都是难以达到目标的。这一点即使在邓小平建立起枪指挥党的体制后的1989年依然还那么突出的表现出来了，当时就有曾参与抗美援朝的王牌军拒绝开进北京城，邓小平只好启用几乎是私家军的某些部队，完成所谓“平暴”任务。
       中国自1840年以来集聚了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但是，直到毛泽东参与缔造并亲自完成改造的军队成为一支人民军队之前，这种民族情绪无法得到有效的与合理的宣泄。毛泽东缔造的人民军队，在建国后又经历了几次局部的对外战争，最终证明是真正的保家卫国的钢铁长城，是人民子弟兵，而不是任何旧时代的私家军。邓小平深知这一点，所以他在军队内，即使有叶剑英，刘伯承这样重量级元老的支持，依然内敛锋芒，不敢轻易僭越军权，而是精心选择越南祭旗，利用中越之间已有的边疆摩擦、苏联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对中国的不友好和苏联在中越关系之间所取的不利于中国的影响，以“教训越南”的正当名义，点燃当时中国人民和军队的民族情绪，胁迫军委主席*，通过合理的组织程序完成了对军队的大规模使用。
        在当时，凡涉及对外的战争，毛泽东缔造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不会有任何人抗命不遵的，只会争相请缨。所以说“发动对越反击战是通过调动军队看谁服从谁不服从从而识别谁效忠谁不效忠”的说法基本上欠缺历史合理性！邓小平的目标根本不在调动和使用军队本身，而是在于通过这场局部的对外战争用兵，对中国人民解放军领导层搞“论功行赏”，进行“重新洗牌”，淘汰那些即使在文革中受到不良待遇，依然对毛泽东保持“愚忠”的老一代实权军队元帅和将领，让少壮派成为自己的权力基石。战争在1979年2月打响，1980年3月，邓小平就提议恢复被毛泽东废止的军衔制，其希望通过对少壮派授衔而达到个人实际控制军队的意图昭然若揭。对这场战争的过程有特别兴趣的人不难发现，在整个对越战争中，人民军队各个野战军得到同样的信任和使用，甚至因为1971年林彪事件而在军队中长时间无法抬头的原四野旧部，也得到一次扬眉吐气的机会。在辽沈战役中的塔山阻击战中已经成为不朽英雄的原四野的张万年的崛起并最后官拜中央军委副主席，就是邓小平通过这场战争，建造自己军队权力基石，完成枪指挥党的具体过程的一个缩影。
        十一
        美国立国以来，其精英领袖都具有国际视野——这一点我们不能否定，并要像毛泽东那样积极学习之！对于中国政治的风雨变故的关注，也时时能体现出美国精英领袖的国际视野，当年国民党独揽中国政权，小小延安的一举一动尚且都进入美国政治家的视野，1978年11/12月发生的中南海权力变局，当然更不可能逃脱美国政治精英的视野。虽然*当时还占据着各种名义的一号位置，但中国政治权力的天平正在明显地向邓小平集团倾斜。美国人深深认识到这一点，邓小平的政治理想又那样地符合美国的在华利益和全球利益。所以，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那样急匆匆地要和美国建立外交关系的时候，美国政治家就显然乐意顺水推舟，通过美国的外部干预，加速中南海政治权力天平倾向邓小平集团的速度。于是，在邓小平以副总理身份到访美国时，美国人给了他远非与其身份匹配的超过国家元首级的待遇（参见前文）。美中两国关系的大政方针是和一位副总理敲定，而不是和中国的实际的党政军一号人物*敲定。这一事实释放的政治含义，已经足够激发人们的想象空间。
        1979年元旦美国《时代》周刊人物选择了邓小平，标题文章：“邓小平：中国新时代的形象”。文中有这样的赞美词：一个崭新中国的梦想着——邓小平向世界打开了中央之国的大门，这是世界历史上气势恢宏、绝无仅有的一个壮举。1979年2月5日，《时代》再次用邓做封面人物，标题：“他来了”。
        如果说1978年11/12月“中央全会”期间的西单民主墙事件，是邓小平通过民间运动向社会上和体制内一切反毛泽东的势力借力，政治上孤立毛泽东的合法继承人*，那么1978年底中美建交、1979年1月邓小平访美和2月中国“对越自卫反击战”，就是邓小平向美国借力，利用外部强权做后盾，发动一场局部的对外战争，对中国人民解放军领导集团重新洗牌，建立邓小平的个人效忠势力，完成枪指挥党的法西斯体制建造的环环相扣的几个关键步骤。
       在中国的对越自卫反击战期间，美国人遵守了对“上帝”的承诺，密切监视苏联的举动，给予“上帝”足够的道义支持。至于美国监视苏联时所发出的强硬外交辞令（参见前文），是否确实阻挡了苏联人可能支持越南人的军事冒险，则完全是个无解的方程式！
        现有的历史资料表明，美国在和资本主义国家军队如日本和德国的军队作战时总是骁勇无比，所向披靡，在1990年代后的电子化战争中，对付小小的科索沃、伊拉克也都是砍瓜切菜，但是，在与社会主义阵营的对抗中无一胜绩，在朝鲜，他们飞机大炮对付不了毛泽东的小米加步枪，在越南，他们甚至对付不了拿着冲锋枪披蓑衣戴斗笠的越南妇女——擅长于强奸非军人妇女则另当别论，在世界范围和苏联的冷战中，其冷战前沿不断被苏联蚕食，甚至后院古巴也成为苏联的铁杆军事同盟。在这样的一种历史记录之下，我实在怀疑，如果苏联真的介入当时中国的对越自卫反击战，美国人会为了邓小平的个人权力（当然，无可否认，这种权力符合美国人的长远国家利益）和苏联打一场核战争！
       苏联人到底又会怎样行动呢？他们曾经不守信用，让毛泽东背负沉重的军事包袱，让中国人民解放军单独入朝作战，但也正是这场战争和后来的珍宝岛战争，苏联人对于毛泽东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具有了本质的了解。许多人都曾认为，文革让中国军队松垮了，然而，对越反击战第一天照亮中越边境的炮火明确告诫世界，毛泽东的军队在1979年虽然没有了毛泽东这个统帅，却依然拥有毛泽东的灵魂。在这样的前提下，我相信苏联是没有任何理由干预中国的对越自卫反击战的。
       综合以上就是说，邓小平谋求的美国对苏联人的监视，对苏联企图干预这场战争的意图的消除，实际上只是一个无法证明的假设！但这个假设，还是成功配合了邓小平在中国党内发起的围剿*的政治内斗，帮助邓小平开始对*权力一项一项地逐一剥夺——1979年9月，就是自卫反击战之后半年，*即被迫辞去国务院总理职务，交出第一份权力。*这份权力的交出，让邓小平真正感到了自己时代的最终到来，也就完全自信起来了。
        于是，1980年2月，他已能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中国改革共产党中央做出了为刘少奇平反的决议，同年5月又为刘少奇举行国葬。通过这一政治举动，他将历史的时针公开拨回到1966年文革开始之前，而全国人民都还对他高唱赞歌！当时，王光美十分煽情地扑在刘少奇骨灰盒上落泪的照片传遍全中国，征服了善良的中国老百姓的心！邓小平则借此在普通老百姓中耸立起慈悲的道德形象。
        民心官心军心既然已经都被收买，在这一年的8月接受意大利记者法拉奇的专访的时候，邓小平就完全无所遮拦，尽吐心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呼之欲出，“毛泽东思想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抛向世界，对毛泽东“3/7开”盖棺定论，彻底否定文革！……，这些是把他自己定调的、已在同一个8月里正在进行讨论的《决议》精神透露给了外部世界和党内有限范围。这一年的11月，公审四人帮和林彪集团幸存人物，次年即1981年1月两个集团的10名所谓主犯被判决。
        1981年3月，怪诞的《军人誓言》诞生，内容如下：
        第一，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领导，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全心全意为什么服务；第二，坚决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遵守国家法律、法令，严格执行军队的条令、条例和规章制度，服从命令，听从指挥，爱护人民，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第三，努力学习军事、政治、文化，苦练杀敌本领，爱护武器装备，保护军事机密，团结同志，艰苦奋斗，发扬我军优良传统，讲究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第四，为保卫祖国、保卫四化建设，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英勇善战，争取胜利。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成为往事，人民解放军与时俱进，把毛泽东思想视为中国改革共产党军队建设的绊脚石，扔进了茅坑。此后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钢铁长城还是豆腐渣工程，只有天知道！
       1981年5月，中国改革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在京召开，通过《历史决议》，文革被彻底否定，毛泽东功过，按照“西单墙民意”，也就是邓小平的个人意志，“7/3开”，反毛之风于是从中国改革共产党内公开刮向全社会。是次会议上，*被迫辞去中国改革共产党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职务。
       此后，中国的党政军权力系于邓小平一人：“党”权通过牵线操控木偶*实现，“政”权通过另外两驾马车赵真人和万/里实现（胡赵万当时被誉为上帝驭下的“三驾马车”），而统御一切权力的终极权力军权则牢牢操控在邓小平本人手里。最为极端的是，邓小平后来责令修改宪法，让他能合法以普通党员的身份任中央军委主席。枪指挥党成为无可争辩的历史事实。
        十二
        可以确定地说，邓小平访美本身和访美前后的系列动作，包括对越自卫反击战，开了建国以来中国政治人物借西方力量尤其美国力量对中国内政的直接干预，僭取最高党权和国权的恶劣先河。这种损害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家和民族利益，符合中国改革共产党的党派利益和迎合美国势力集团在华利益的行径，后来还成为中国改革共产党的一个传统，直到今天还在发扬光大。这是国将破的先兆。
       美国利用邓小平向美国学习搞资本主义的心理，联合邓小平的“特色社会主义”中国，搞垮了社会帝国主义苏联。多极世界就此告别国家舞台，美国一极独大（当然历史还没有“终结”，“重整河山靠后生”）。这正是我送他邓小平“社会主义首席掘墓人”和“社会主义制度最关键的铲除者”称号的理由所在，也是刚才我说邓小平把毛泽东创造的中美关系正常化过程的正面历史推动力缩小了，甚至改变了方向成为了拉动历史倒退的反作用力的根本理由所在。
        邓小平和他的“特色社会主义”中国，在被美国用来完成美国利益的最大化后，很快就先成为美国的弃卒，随之就成为美国的敌人。现实正在证明这一点，还将继续证明这一点。
        补：
        本文是节选自批判何新的文字《“老江湖”何新，摧残稚嫩思想，斩杀纯洁灵魂》一文。结束之前我想说，何新先生1990年代华丽转身，祭出国家主义的大旗，前几年又祭出反共济会的民族主义大旗，招摇过市。可是，任何一个严肃的历史思考者，如果将本文陈列出的1980年前后几年的诸多事实及其历史影响与历史后果纳入思考，就都会感到，何新作为邓小平的衣钵传人，其所祭出的国家主义大旗是何等的丑陋不堪、其反共济会的民族主义大旗是何等的破烂不堪。本博首先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和毛泽东思想的信奉者，其次又是一个社会主义的民族主义者，在做本文给出的这番历史梳理时，对中国未来历史的悲凉感油然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