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的仇富意识为何越来越重？
鄢一龙（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
本文摘自京沪五位青年学者鄢一龙、白钢、章永乐、欧树军、何建宇合著的《大道之行：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主义》，该书自2015年3月出版至今，一度在三大网店售空，连续加印30次，发行38万册。
一、知识改变命运？爱拼才会赢？
改革开放30多年间，中国创造了经济增长最快速度的世界纪录，但同时也快速地从一个相当平等的社会变成一个非常不平等的社会。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1979年中国的基尼系数只有0.317，到1999年就越过了0.4的警戒线，而到2008年进一步攀升到0.483，不平等程度比美国还要高，中国成为世界上收入最不平等的国家之一。
近年来，中国的基尼系数有所下降，2013年降低到0.473，但是这主要是由于地区差距和城乡收入差距缩小造成的。资本和劳动收入差距扩大的结构性矛盾并未改变，表现为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的持续下降，已经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中国的财富差距更是大得惊人。调查数据表明，中国的家庭资产差距持续拉大。1995年中国家庭净财产的基尼系数为0.45，2002年为0.55，2012年达到0.73。最富的1%家庭占据了30%的财富，最富的10%家庭拥有的财富在63%~85%区间。如果没有有效的方式加以遏制，中国的贫富分化就会愈演愈烈，“共同富裕”的政治承诺将成为画饼。
呜呼！所谓中国梦，并无其他，就是屌丝能够逆袭！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中国社会自古就是一个下层能够通过科举等方式向上流动的社会，虽然通道非常狭窄，但是给予一代代青年人以出人头地的梦想。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可以说是一个造梦的工厂。公平的高考、市场竞争、公开招录国家工作人员等方式，为中国人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上升通道。“高富帅”宁有种乎？大多数中国人经过一代人的奋斗就过上了自己所梦想的生活。
但是近年来，这一情势日益不妙。“富二代”、“官二代”、“腕二代”的横行和社会 仇富意识的日益浓厚，折射出的是经过个人努力和奋斗的上升通道的逐步收窄。资本与劳动的财富差距拉大，市场竞争的阶层分化进入代际传承阶段，不论是市场、学业还是就业，“竞争门槛”都已经提高到“一穷二白”的屌丝们望洋兴叹的地步。“知识改变命运”？都是搬砖！“爱拼才会赢”？不如“拼爹”！不懈努力、追求卓越的贫二代，发现一二十年如一日的默默奋斗，打了无数个通关之后，不过是由低级屌丝晋升为高级屌丝。
二、资本的寻租与权力的寻租盘根错节
“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资本的腐败是一种体制性的腐败，是社会不公正的罪恶渊薮。相比数以万亿数量级的阳光下的资本腐败，黑屋里的官员腐败只不过是小巫见大巫、苍蝇碰到老虎罢了。
相当一部分富人致富的原因是他们对于社会的贡献大于一般的劳动者，对于这部分人我们应该恰如其分地尊称他们为企业家、这个时代的英雄，要保障他们的合法财产神圣不可侵犯。
相当部分的富豪事实上不是通过作出社会贡献，而是通过寻租（rent seeking）——又一个被误用到政府头上的词——而发家致富的，对于这部分人我们同样应当恰如其分地尊称他们为“资本家”。换句话说，他们的天才不在于做大蛋糕，而在于成为分蛋糕游戏的顶级玩家。
看看房地产市场，一极是大地产商不需要为社会创造财富、仅通过囤地就可以牟取巨额收益，另一极是辛辛苦苦一辈子还供不起一套房的工薪阶层。为什么当地价上升时，房地产商需要捂盘？就是需要将由于人口和经济聚集造成的涨价的公众收益——如同美国19世纪末期的知名社会活动家和经济学家亨利•乔治很早指出的那样，这部分收益是公众创造的，所以应该“涨价归公”——通过寻租的方式转移到地产商的手里。
看看金融市场，一极是呼风唤雨、买空卖空的金融大鳄，另一极是大量的散户。这些“金融精英”通过一种精心包装过的寻租方式，就是斯蒂格利茨所说的当代社会最为恶劣、也运用最为娴熟的寻租方式，通过掠夺型借贷和滥发信用卡，让穷人和不知内情的人成为他们牟取暴利的牺牲品。
公平竞争的表象下掩盖的是资本对于大众财富的精巧掠夺或者说寻租。要说这是按照资本、劳动等不同生产要素对于经济发展贡献公平分配的结果，恐怕连地产商和证券商们自己都不好意思这么说！
中国问题的复杂性更在于资本的寻租和权力的寻租相互伴生，盘根错节，成为双头怪兽，这正是当前中央大力反腐所面临两面作战的严峻形势。既要打权力的大老虎，更要打资本的大老虎。
19世纪以来，政治自由、民主和普选权这些代议制民主原则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展，是对于资本逻辑的限制，使得政治成为“多数人”的意志，还是资本对于政治操纵的更为精巧的升级？
列宁很早就指出“民主化”并没有消除资产阶级操纵国家的本质，而是进一步暴露了这种本质。现代西方民主的实际运作表明，代议制民主使得资本家可以更容易通过金钱选举、利益集团和游说活动，操纵政治集团为自己服务。不然你很难解释超级富豪纳税的税率比自己的秘书还要低这种荒唐的现象。
固然，当代西方国家政治是各种力量妥协平衡的结果，但是资本始终是最强并处于支配地位的力量。事实很清楚，中世纪贵族摇身一变成为新兴的资本家，资本才是国家的主人，而其他人都不过是各行各业的雇佣。
资本的逻辑已经渗入中国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地方政府天然具有亲资本倾向，各级人大和政协中来自普通劳动人民的比例越来越小。
资本家拥有比其他群体大得多的政策话语权和社会影响力。“地产党”、“金融党”已大有“天下之权衡终将在我”的气势。顺便提及的是，中国是世界上对于资本最为友好的国家之一，不动产不征税，遗产不征税，资产转移出境也不征税，从这个角度看，可以算得上资本家的“天堂”。
今日之中国，资本的力量还不足以支配政治、绑架政策是由于它还不是这个社会最强大的力量。如果像许多人不遗余力鼓吹的那样，中国也建立一个三权分立、多党竞争性选举的政体，政治权力分散的最大受益者将是资本，资本将实现它对政治权力的驯化和对于人民民主的阉割。
三、资本进攻的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堡垒是人的大脑
葛兰西说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领导权的争夺是长期的过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劳苦大众的理论武器，它的成长壮大根本上依靠的是道义的力量。相形之下，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可以借助资本的力量而无孔不入、无所不在、无坚不摧。
当前的中国正面临着巨大的意识形态危机。文化机构被大规模地市场化，垄断资本掌控各类新媒体，西方的人文社会学科体系被原封不动地传经布道，一些学者将“为富人说话”作为理所当然的信条。
事实上，不论体制内外，都有无数的人公开宣称或隐秘地认为，所谓社会主义，不过是传统计划经济转型留下的意识形态残蜕，或者说是一件便于堂而皇之进入现代西方“文明世界”的马甲。
任由社会主义虚无化的荒草不断地滋长，它很快就会覆盖过整个共和国的大厦。到那时，资本完成了它最后的使命，就是对于人的大脑的控制，而社会主义政权统治的意识形态基础也就随之瓦解了。
回望历史，资本的力量如此之强大，即便是在整个东半球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联盟也不可能将之根除，资本的卷土重来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社会主义中国的缔造者毛泽东同志，暮年时期常常咏诵南宋词人陈亮的悲时之作《念奴娇•登多景楼》，“危楼还望，叹此意、今古几人曾会？……凭却长江，管不到，河洛腥膻无际”，以手拍桌、击节感叹，至于痛哭流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