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与草根的不同救国方案—谈谈戊戌变法和义和团运动               作者：          鹿野 •时间：2017-02-11 11:34 •
现在很多人都极力否定义和团运动，“义和团”甚至几乎变成了骂人的话。然而实际上这些下里巴人的义和团成员，却比阳春白雪的戊戌变法精英看问题要透彻得多——义和团不像唯唯诺诺的文人一样认为中国之所以受到外国侵略是因为中国落后，义和团旗帜鲜明地提出：既然外国侵略我们，那么我们就应该直接抵抗侵略者。就义和团本身这种看问题的透彻性和直接性来说，的确要比戊戌变法高明得多。
在十九世纪末瓜分中国狂潮之后，中国相继发起了两种运动：戊戌变法和义和团运动。关于戊戌变法和义和团运动，中国史学界的评价是有所变动的。
改革开放以前，大多数人对于戊戌变法的评价是不高的，认为代表中国主要的发展方向的应该是义和团运动，而戊戌变法总的来看属于上层的改良运动。而改革开放以后，出现了两种新观点。一种是以为胡绳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为代表的主流观点。这种主流观点认为，应该把戊戌变法提到和义和团运动大体相当的位置上，认为戊戌变法虽然存在一些问题，但是其总的方向是建立起一个新的资本主义的社会，因此应给予肯定。而另一种观点以所谓的近现代化学派为代表。他们对于义和团运动持完全否定的态度，而对戊戌变法的评价相对要高一点，认为戊戌变法要比义和团运动强得多，只是戊戌变法虽然方向正确，但是其评价相比洋务运动低。
那么，应该怎样评价戊戌变法和义和团运动呢?我个人认为，我们不应该采取简单的定性式的分析。
诸如戊戌变法是资产阶级主导的，所以就是先进的，而义和团运动是农民阶级主导的，农民阶级不代表先进生产力，所以义和团运动就必然比戊戌变法落 后。或者是用所谓的现代化史观，认为戊戌变法有利于现代化，但是其对现代化的规律把握不准，要求过快，而义和团运动是反现代化的，所以应该完全否定。这样的分析，缺乏对于戊戌变法和义和团运动本身的分析，只是一种贴标签式的，实质是以理论去构建实践的分析。
要想分清戊戌变法和义和团运动这两件大事的功过是非，还是应该看当时的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以及中国所面临的主要的社会矛盾。
分别就戊戌变法和义和团运动爆发的形式(或者说爆发的背景)来看，当时的中国所面临的是被帝国主义瓜分危机，因此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应该是帝国主义与中国之间的民族矛盾，这是评价戊戌变法和义和团运动这两个运动最重要的标准。如果不用这个标准来评价的话，其他的标准恐怕很难说是合理的。
首先就戊戌变法来看，在具体实行过程中，其具体的内容和措施确实反映了过激的倾向。诸如在百日危机期间发表的诏令数量非常多。但是，“诏令发表频繁”这种形式上的过激，并不能掩盖其实质上的保守性。这些诏令数量虽多，但总的来看基本上都是一些泛泛而谈的内容，实际实行的措施并不多。当然，也有可能是维新派还没有取得执政地位，所以不能采取实质性的措施。但不管怎么说，仅仅因为发布诏令数量庞杂这种有过激倾向的形式，就认为过激是其失败的主要原因，这显然是不合理的。
我们也不能简单地就认为戊戌变法的失败原因是其变革的不彻底性，或者说是其保守性。因为我们评价一个变法能否成功时，首先应该判断其方向正确与否，是否有偏差。应该在方向正确的前提下，再去讨论变革中保守或者激进这些步骤性的东西，是不是失败的主要原因。如果方向就有了偏差的话，那么无论是激进还是保守，都不可能取得预定的成果。
这样，我们再去看戊戌变法的话，就会发现其方向确实是有一些问题的。最主要的问题是对外国的依附性。像康有为就曾提出来应向外国大量借款来作为变法的经费。而变法的激进派谭嗣同甚至提出要把新疆、西藏、内外蒙古等地区卖给外国来筹措变法的经费。实际上，这种变法措施本身就意味着已经把变法看成一种高于一切的天然正确的事情，然而其依靠外国进行变法的结果，只能是在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危机中越陷越深，而不可能摆脱这种危机。这样就陷入了一种悖论，即戊戌变法形式上是要学习西方来自强，但是实际上却因为依附西方，反而加大了中国的衰败。在戊戌变法这种具体内容，措施以及其背后的指导思想下，戊戌变法本身不管是快还是慢，都很难取得预定效果。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戊戌变法不应该被评价得过高。
如果我们放眼世界，就会发现在工业革命以后西方列强入侵的情况下，广大被入侵的亚非拉的古老国家往往都采取了学习西方的变法措施。或者是类似于戊戌变法这种比较全面的改革，或者类似于洋务运动这种注重经济型的改革，不管是前者还是后者都没有取得什么成效。
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改革是依附于西方的。像埃及在默罕默德阿里之后的一系列改革都是向西方借贷，甚至让欧洲人来担任政府的成员。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也是与之类似的。朝鲜，前面有说过，当时的开化派依附于日本。依附于西方的改革，本身就不会是什么振兴民族的做法。
而唯一一个相对成功的日本明治维新，除了是由于西方有利用日本打开中国市场这么一种需求之外，还有明治维新本身突出了民族独立自主性，而非片面地向西方引进。日本在明治维新过程中，是伴随着日本的对外扩张进行的，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提出像戊戌变法那种靠出卖领土主权来换取经费的做法。所以如果考察明治维新成功原因的话，我们就不能简单地认为是明治维新适应了现代化的潮流。更大程度上是因为明治维新实现了民族的自主性。
戊戌变法表面上是效法明治维新，但是并没有学到其实质。因此戊戌变法的失败是出于方向上的偏差，而不是措施的缓急。
而义和团运动则和戊戌变法完全不同。现在很多人都极力否定义和团运动，“义和团”甚至几乎变成了骂人的话。然而实际上这些下里巴人的义和团成员，却比阳春白雪的戊戌变法精英看问题要透彻得多——义和团不像唯唯诺诺的文人一样认为中国之所以受到外国侵略是因为中国落后，义和团旗帜鲜明地提出：既然外国侵略我们，那么我们就应该直接抵抗侵略者。就义和团本身这种看问题的透彻性和直接性来说，的确要比戊戌变法高明得多。有时候，简单直接反而是最正确的。
今天一些人否定义和团运动的主要理由是“义和团运动反对近代化，违背了历史潮流”。然而实际上义和团运动采取的一些激进的，看似反对近代化的措施，都是有其内在的合理性的。比如说义和团运动所谓的反对火器，并不是真的完全排斥火器的使用，而是因为义和团自身没有先进的火器技术，而且不管是反对也好赞成也好，都不能改变这种尴尬的地位。义和团无非就是两种选择。一种是通过反对火器来提高士气。在落后的技术条件下，通过高涨的士气来尽可能地取得胜利。另外一种选择就是宣传“武器至上论”——反正武器装备也是落后的，那么还打什么呢?
否定义和团运动的第二个理由就是义和团一些诸如破坏铁路的措施。但这只是当时反对侵略战争形势下所必须的。比如八路军在抗日战争时期也是大量破坏日本铁路，公路交通线。这不能简单地斥之为反对近代化，反对先进技术，而是战时状态下的必需。实际上，通过这种破坏，确实缩小了西方国家的技术优势。
现在有一些人认为义和团运动并不是阻止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主要原因，而是由于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矛盾。然而，如果我们看一下当时的世界，就会发现这种批评同样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矛盾并不能阻碍其瓜分非洲，也不能阻止其瓜分另一个庞大的亚洲病夫——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列强只是在瓜分中国时受到了阻碍，为什么会这样呢?就目前所能找到的理由来看，最好的解释还是列强对中国以义和团运动为代表的抵抗力量有所畏惧。而非洲，土耳其帝国虽然也有一些抵抗，但总的来看都是离心的，而且内部矛盾大于外部矛盾。至于义和团运动，可以说是把反对侵略放在一个高于一切的位置上，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义和团运动对于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和中国的主要问题是看得最清楚的。因此，如果我们想要否定义和团运动也是比较困难的。正如毛泽东主席所指出的：
【究竟是中国人民组织义和团跑到欧美、日本各帝国主义国家去造反，去“杀人放火”呢?还是各帝国主义国家跑到中国这块地方来侵略中国、压迫剥削中国人民，因而激起中国人民群众奋起反抗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走狗、贪官污吏?这是大是大非问题，不可以不辩论清楚。】今天的一些学者之所以要否定义和团运动的所谓排外，其实说到底，最大的原因恐怕还是因为他们本身与西方构成了密切的利益共同体。像历史学界的很多人，是跟西方国家一些学术刊物，学者圈子有密切联系的。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自然是不会肯定义和团的。这种情况本身也就表明了：我们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又面临了一些近代史中曾出现的问题。
附带的一个相关的问题是，现在的学术界对日本侵华的研究非常多，而对八国联军的研究却非常地少。实际上，八国联军相比日本侵华给中国带来的危害要大得多。因为八国联军侵华是有可能造成中国被瓜分而走向灭亡的，而日本侵华作为一个孤家寡人，作为一个小国，很难实现灭亡中国的目的。虽然形式上日本侵华战争的规模更大一些，但是就给中国造成的民族危机来看，却是八国联军侵华要大得多。然而为什么学术界对于八国联军的关注较少呢?主要的原因可能是历史研究背后的政治标准起了作用。学者们不敢得罪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就对以美国为代表的，现在仍然强势的西方核心国家的侵略，总是尽可能地回避。甚至也出现了类似于粉饰鸦片战争的观点。而唯一可以宣泄民族情绪的国家就变成了日本。就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历史也是与现实的政治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