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甘苦才能共命运

——中共中央在西柏坡时期坚持群众路线纪实

 

　  滹沱河流经平山县，在太行山深处拐了个弯，怀抱起一个静谧而祥和的小村庄，这就是西柏坡———党中央领导人民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

　　新中国从这里走来。从1948年5月至1949年3月，中共中央在西柏坡驻留了10个月左右。即便从中央工委1947年5月抵达西柏坡算起，中共中央在西柏坡的时间也不足两年。然而，就是在这短暂的时间里，党领导解放区人民开展了土地改革，指挥了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三大战役，召开了著名的七届二中全会，擘画了新中国的蓝图。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向全党发出了“两个务必”的谆谆告诫：“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对我们共产党人来说，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今年7月11日至12日，习近平总书记来我省调研指导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期间来到西柏坡，在同县乡村干部和当地群众座谈时语重心长地说，多重温这些伟大历史，心中就会增加很多正能量。

　　近日，记者再次踏上这块红土地，重温那光辉岁月、追访历史细节。一件件文物、一张张图片、一段段回忆、一个个故事……穿过历史的云烟，我们强烈地感受到党在西柏坡时期坚持群众路线的坚定决心，开国领袖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实事求是、一心为民的崇高风范，以及党和人民血浓于水的深厚情谊。

　　全心全意为群众，把根深深扎在群众中间

　　西柏坡纪念馆档案资料中，一位名叫阎如魁的农民留下了这样一段话：“毛主席在俺村，中央机关的同志们热情地为俺贫下中农做好事。管理员(工作人员)一看见老百姓推碾、扬场，就牵着机关的牲口来帮忙。老百姓收庄稼，毛主席号召帮助群众，抢秋夺夏，夏天帮助割麦，秋天帮助收稻。有担的，有背的，往老百姓的场上送，干得可欢了。”

　　西柏坡纪念馆研究部主任康彦新介绍说，西柏坡时期，废寝忘食、宵衣旰食的中共领袖们，仍然牵挂着当地百姓的生产生活。

　　毛泽东号召中央机关进行“节约粮食”运动，让工作人员把节约下来的三百多斤粮食在春节前送给西柏坡村生活困难的村民。看见当地农民种稻子不育秧产量低，他专门给群众讲要先育秧再插秧；1958年，毛主席又特意让中央办公厅给西柏坡写信，询问老乡的生产生活情况，并让他们到水稻产量高的涿州学习种稻方法。

　　播种的时节，朱德曾经帮助当地百姓拉耧。收获的时节，见一位60多岁的老婆婆独自吃力地在地里割谷子，朱德二话没说，挽起袖子，向老婆婆要过镰刀，便“刷刷刷”割下去……

　　“我这条命，就是董老一家给捡回来的啊！”在西柏坡纪念馆南面的柏坡湖码头，西柏坡村67岁的阎青海老人激动地对记者讲述了他的一段人生经历。

　　阎青海一岁多时得了一场急病，奄奄一息。他娘以为治不好了，就把他用谷草裹身，放到外面的碾盘上，准备等孩子爹回来扔掉。不料董必武夫妇路过此地，发现孩子还有心跳，就赶紧抱起来送到中央机关医院。董必武夫人何莲芝在医院陪护了好几天，终于把个欢欢实实的孩子抱了回来。

　　“西柏坡纪念馆筹建时，我和有关人员去北京征集文物，就住在董老家。董老还主动问我们村里有什么困难。我们反映需要一台拖拉机，董老立即给协调解决了。后来何莲芝重访西柏坡，还专程到我们家看望。”阎青海感叹，“中央领导和咱真是一家人、心连心哪！”

　　中共中央领导还严格要求机关干部，绝不容许损害群众利益，哪怕一丝一毫也不行。当警卫战士为保持院落清洁，打算拆掉院里的石磨和猪圈时，毛泽东语重心长地说：中国革命的形势发展很快，我们不会在这里住多久，这些东西都不要拆掉，将来群众还要用的。全国土地会议参会代表的马啃了老乡的树皮，刘少奇亲自派人核实，要照价赔偿。群众过意不去，工作人员就买来树苗，帮群众补栽，后来，那里成了一片翠绿的小树林。周恩来所住的院子里的梨树上结了几个梨，秋天梨成熟后，他让工作人员摘下给房东送去。房东一家说什么也不要，工作人员只好给老乡一些钱，算是把梨买了下来。

　　党的领袖们，当年为什么这样关爱群众、尊重群众？

　　因为他们深知，群众才是“真正的铜墙铁壁”。党最大的优势就是植根群众，党最大的危险就是脱离群众。

　　在西柏坡，毛泽东曾不止一次提到李自成。其用意就在于提醒广大干部，不要骄奢淫逸、丧失斗志、脱离群众。

　　刘少奇也不止一次谈到安泰。安泰是希腊神话中的一个巨人，是海神波塞冬和地神盖娅的儿子，有着无穷的力量，他的力量就来自于大地母亲。在和敌人格斗时，只要身体不离开大地，他就可以所向无敌。然而，敌人后来发现了他的这一特点，在战斗时把他举向半空，使他离开了母亲，最终把他杀死。借用安泰的故事，刘少奇是在警醒党员干部，要始终把根扎在人民群众中间，始终不脱离群众。在全国土地会议上，他指出，“我们一切政策的制定、修改和执行，都必须有群众观点，走群众路线，测量政策的正确与否，要以最大多数人民的最大利益为标准”。

　　由于抗日战争胜利后，党员队伍发展很快，一些党员思想不纯、作风不纯和组织不纯的问题在土改中暴露出来。一些干部在作风上存在严重的官僚主义，强迫命令，脱离群众，甚至有的干部利用职权多分多占胜利果实，侵占群众利益。鉴于此，根据全国土地会议的决定，开始结合土改整党，比较好地解决了思想、作风和组织不纯的问题，保证了土地改革顺利进行。

　　在西柏坡纪念馆第二展室参观，人们无不被一封语言直白却又饱含深情的书信打动。

　　“毛主席呀！没有您我们真得饿死啦，这回我们都翻身了，分了地，分了马，分了衣服、粮食，都有吃有穿也都抱团了，一定打倒大地主，打倒反动派！”

　　“我们都想看看你，离的又这样远，也见不着你，请你把最近的照片给捎一张来吧。”

　　这是1947年10月23日，哈尔滨市顾乡区靠山屯翻身农民写给毛主席的信。字里行间，洋溢着翻身农民获得土地的喜悦心情，以及对党的无限深情。

　　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土地改革在各解放区开展不到一年时间，就有一亿六千万、约占当时全国37%的人口得到了土地。“土地回老家”，进一步焕发了翻身农民参军支前的热情。

　　在西柏坡纪念馆第七展室内，陈列着解放区土地改革后群众踊跃支前的部分照片：有的在做军鞋、军装，有的在推碾磨面，还有数不清的农民挑着扁担、推着小车在曲折的道路上行进着……据统计，三大战役中的支前民工达880余万人次，使用小推车82万辆次，分两排排起来，可以从当时的南京国民党总统府一直排到北平。“土地改革使共产党进一步赢得了民心，从而为三大战役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曾担任西柏坡纪念馆馆长的西柏坡研究专家张志平说，三大战役之初，解放军无论在数量还是在装备上都大大不如国民党反动派，但人民的支持，改变了敌我力量的对比。仅从民心所向来看，国民党反动派就大势已去。

　　大兴求真务实之风，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石门封锁太行山，勇士掀开指顾间。尽灭全师收重镇，不教胡马返秦关。攻坚战术开新面，久困人民动笑颜。我党英雄真辈出，从兹不虑鬓毛斑。”

　　这首镌刻在石家庄解放纪念碑上的诗，是朱德总司令为庆祝我军攻克石家庄所作。开创我军夺取大城市先例的石家庄战役，凝结着朱老总的大量心血。

　　西柏坡纪念馆副研究员王彦红介绍，1947年5月中央工委到达西柏坡后，朱德集中精力指导晋察冀的军事工作。经过深入调查，他报请中央批准组建了晋察冀野战军，并成功组织了清风店战役，彻底扭转了晋察冀军事斗争局面，解放石家庄的条件日趋成熟。

　　为总结清风店战役经验，探寻解放石家庄之策，1947年10月底至11月初，年逾花甲的朱德只带了几个人，乘一辆吉普车，从西柏坡来到安国，与晋察冀野战军各级干部广泛接触。石家庄战役打响前，他要求留在前线指挥，后经毛泽东劝说，才转移到冀中军区所在地河间。战后，为及时总结推广石家庄战役的经验，他在晋州侯城村一连四天与连排班干部战士座谈，据当时临时担任其秘书的何其芳回忆，四天之中，朱德先后与31人促膝而谈。随后，他又不顾敌机轰炸和战后秩序较乱，冒着危险，踏着焦土，迎着寒风，视察了石家庄的军事设施、炼焦厂和大兴纱厂等。接到朱德关于石家庄战役经验和城市管理工作的汇报信后，党中央和毛泽东高度重视，立即将此信向各中央局、野战军转发，要求遵照执行。

　　“深入细致、客观全面的调查研究和分析论证，是科学决策的先决条件。在西柏坡时期，我党特别重视实事求是。可以说，正是因为实事求是、求真务实，才为政策制定得好、执行得好、取得的效果好打下了坚实基础。”省社科院邓小平理论研究所所长王彦坤说。

　　求真务实，就要听真话、摸实情。全国土地会议开幕会上，刘少奇明确要求：“这个会议不拘形式、自由发言，报告也不拘任何形式，也不要呼口号，也不要鼓掌，或什么三鞠躬，有什么讲什么，主张什么讲什么，是好就说好，是坏就说坏，老老实实。我们开一个老实会议，以老实的态度作风来开这个会。这样才能讨论问题，解决问题。”他还曾多次深入滹沱河沿岸农村进行调研，有时开会晚了就睡在老百姓家的土炕上，有时同县里的干部彻夜长谈。

　　这种亲历亲为，是当时党的高级领导人普遍拥有的工作作风。毛泽东曾指出：“重要的文件不要委托二把手、三把手写，要自己动手，或者合作起来做”，“一切依赖秘书，这是革命意志衰退的表现”。他从不轻易让秘书代劳，总是亲自动手起草文电、报告，撰写文章。据《毛泽东年谱》记载，西柏坡时期，毛泽东的文电、讲话、谈话、书信等大约有390篇之多，数十万字。这些文献大多留有手稿，是他亲自撰写的。

　　对工作的极端认真负责，其结果就是对各种情况了然于胸。张志平编著的《感受西柏坡》一书中，记述了西柏坡时期曾在中央军委作战室工作过的张清化的一段回忆：淮海战役中黄维兵团被歼第二日，他们就搞出了战果明细表，送到毛泽东案前。“错了！”毛泽东用指头点着，“你们多算了一个团。十八军的骑兵团就不在被歼之列嘛！”张清化在回忆中感慨道：“毛主席决不允许有弄虚作假的现象。”

　　“毛泽东对数字的重视，绝不是心血来潮。因为他要印证‘九月会议’做出的战略决策能否早日实现。”康彦新说。

　　1948年9月8日至13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即“九月会议”，会上明确了我军的战略任务：由游击战过渡到正规战争，建设五百万人民解放军，歼敌正规军五百个旅(师)左右，五年左右(从1946年7月算起)根本上打倒国民党的反动统治。

　　针对党内存在的某些无纪律无政府和地方主义、游击主义倾向，“九月会议”还做出了《关于请示报告制度的决议》，要求大事必须向中央报告，写报告的态度必须实事求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切忌敷衍塞责，使报告流于形式。

　　即便有对形势的准确预见，运筹帷幄的毛泽东，依然没有独断专行，而是十分注重听取各方意见，并且虚怀若谷，从谏如流。

　　西柏坡时期，中央五位书记注重团结协作，重大问题一般都是集体研究。在部署三大战役时，中央军委反复和前线指挥员进行磋商，虚心听取他们的意见，随时调整作战方针和军事部署。淮海战役期间，毛泽东起草的发往淮海前线的电报共有64件，有指示、有命令、有商议，也有三次明确告知淮海战役总前委“临机处置，不要请示”，体现了对淮海战役总前委和总前委书记邓小平同志的高度信任。

　　时间和效率是生命，战争年代尤其如此。深入分析研讨和审慎决策，如何同及时快速地反应统一起来？毛主席特别指出，战争时期必须注意每次会议时间不可太长，会议次数不可太频繁，不可沉溺于细小问题的讨论，以免妨碍工作。在会议前，对于复杂的和有分歧的重要问题，又须有个人商谈，使委员们有思想准备，以免会议流于形式或不能做出决定。

　　对于复杂的问题，特别是涉及民生的问题，中央的决策尤为慎重，唯恐考虑不周。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周恩来传》中记述，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财政经济工作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了，其中首先遇到的是货币问题。为克服各解放区财经工作分散管理的弊端，中央成立了财政经济部，并决定建立中国人民银行，统一发行货币。但这需要几个月的准备，在此之前，各解放区的货币仍按原定比例相互兑换。周恩来指示财经部要及时掌握各地物价变动情况，用控制货币流通的办法来保证各区的物价大体以同样的幅度上升，以保持货币比价的基本稳定。他还要求中央财经部每5天向他报告一次各区的物价变动情况，再根据物价变动情况来控制各区货币的发行数额。由于考虑周密，在国民党统治区物价飞涨的情况下，解放区物价要稳定得多。

　　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只见公仆不见官

　　“只见公仆不见官”，这恐怕是每一个参观过西柏坡的人的强烈感受。

　　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和中央机关的同志们一样过着艰苦朴素的生活，吃穿住用，是那么普通，几乎和老百姓没有什么区别。

　　毛泽东的衣裤件件有补丁。不经他同意，谁都不能给他领新衣服。毛衣毛裤穿破了，上边有了大窟窿，让工作人员给补补接着穿。他的一件睡衣，曾经补了73次，穿了20多年。

　　走进西柏坡中共中央旧址周恩来同志旧居，办公桌上放着的一个旧茶缸常常引起参观者的注意：一个粗瓷小碟子盖在茶缸上，就算缸盖儿了。原来，茶缸盖儿掉在地上被车轧坏了，卫士长成元功到供给处领了一个新的带盖儿茶缸给他换上。周恩来发现后，却让他退回去，将旧茶缸又拿了回来，从书架上拿下一个粗瓷小碟子，往茶缸上一盖，说：“这不正合适吗？”

　　西柏坡中央大院本来就不大，中央领导们的住房也都很简陋。七届二中全会召开时，西柏坡一下多出那么多人，住房便成了问题。为了安顿从东北来的王稼祥和朱仲丽夫妇，朱德和康克清主动与他们做了“团结户”，把自己的床让给他们，自己打地铺，中间只拉了一条布帘。

　　那时的工作条件，也真是因陋就简。

　　参观中央军委作战室旧址，讲解人员会告诉你，这房子还是中央机关自己修建的，里面有一部电话，两幅地图，三张桌子还分属三个科室。敌我力量的对比，曾先后用电光纸剪成的三角旗、红蓝铅笔和自己纺的毛线染上红蓝颜色标注。然而，就是在这样极其简陋的司令部，我党成功指挥了包括三大战役在内的二十多次战役。

　　西柏坡纪念馆第二展室内，有一个全国土地会议简陋会场的模拟场景。其时，村里老百姓的一个打麦场，放了两张桌子，几条板凳，上面搭一个布棚，便是主席台了。一幅当时的照片显示，出席会议的代表们有的坐在石头、马扎上，有的干脆席地而坐。

　　据当时布置会场的工作人员回忆，也曾向中央首长们请示借些凳子让与会者坐。可刘少奇说：“可以以石作凳、以膝当桌嘛！”朱德说：“能弄来那么多桌凳当然好。可是我们没有，用一张桌子也要向老乡借。能开会就行了，能不麻烦老乡就不要麻烦老乡了。”开会时，卫士给朱老总借来一把木板椅，朱老总接过来放在面前当桌子，然后坐在一块石头上，埋头往本子上记起来。

　　在西柏坡纪念馆里，存有记录七届二中全会会议情况的一段无声录像，当时中央委员们就穿着普通的粗布棉袄，有的还自己拎着小板凳参加会议，散会后再搬回去。

　　这个划时代的会议，是在中央大院食堂召开的。会场上没有麦克风和扩音设备，没有摆放桌签。与会人员没有固定位置，来早了靠前坐，晚了靠后坐。

　　“西柏坡时期，解放区经济、政治、军事实力都有大幅度提升，完全有条件改善办公条件和生活水平，但中央领导依然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以身作则，谦虚谨慎，克勤克俭，艰苦奋斗。”张志平说，这为全党、全军树立了楷模。

　　1948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55岁的生日。其时，淮海战役激战正酣，他密切关注战局变化，日夜操劳。中央机关一些同志准备趁他生日杀头猪，做一顿红烧肉给他祝寿，既补充营养又让他放松一下。得到消息后，毛主席及时制止了。

　　毛泽东还强烈反对将他抬至过高的位置。面对党内有同志“把毛泽东思想改成毛泽东主义”、把新成立的青年团命名为“毛泽东青年团”以及以毛泽东像作为即将发行的人民币票面主图的建议，毛泽东也都拒绝了。就有的同志想提出“主要的要学毛泽东主义”提法的考虑，毛泽东回信说：“现在没有什么毛泽东主义”，“必须号召学生们学习马恩列斯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经验”，并说“有些同志在刊物上将我的名字和马恩列斯并列，说成什么‘马恩列斯毛’，也是错误的”。就青年团的名称，他专门致信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请告东北局，不用‘毛泽东青年团’名称，一律称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在他的坚持下，人民币的票面设计，最终选择反映解放区工农业生产建设的图景为图案。

　　在筹划召集新政协和建立新中国的日子里，毛泽东亲自写信、起草电报，征求许多知名民主人士的意见，邀请他们到解放区共商国是。对这些民主人士，毛泽东用词十分谦逊。在给李济深和沈钧儒的信中，他写道：“弟已拟了一个草案，另件奉陈。以上诸点是否适当，敬请二兄详加考虑，予以指教。”在给陈嘉庚的邀请电中，他写道：“为此亟待各民主党派及各界领袖共同商讨。先生南侨硕望，人望所归，谨请命驾北来，参加会议，肃电欢迎，并祈赐复。”

　　不仅毛泽东谦虚谨慎，其他中央领导也都如此。全国土地会议期间，刘少奇每次让工作人员去通知代表们座谈时，都这样叮嘱：“跟代表们说话要客气，不能和下命令一样。就说少奇请你们到他那里去坐坐。”

　　《周恩来传》中记载，西柏坡时期在周恩来身边工作过的干部回忆：“他从来没有歇过一天假。每天夜里都是工作到凌晨才去睡觉，到了九点又准时起床，一天最多休息五个小时，其余时间便一直埋头在工作里。深夜十二点，给他送来夜宵，一碗米饭，一碗菜汤，一盘小菜，放在进门的小茶几上，经常需要警卫员几次提醒他吃饭。不然，放凉了，还顾不上吃。”

　　被誉为“党和人民的骆驼”的任弼时，国民党统治时期曾两次被捕入狱，身体受到严重摧残，患有严重的心脏病和高血压。医生建议他每天工作不能超过四个小时，而实际上他每天工作的时间要成倍增加。新中国成立仅一年之后，1950年10月27日，为革命鞠躬尽瘁的任弼时就倒在了自己的岗位上，年仅46岁。

　　董必武是党内“五老”之一，在西柏坡时已年过六旬，但他从不居功自傲，而是把自己看成是党的事业的“一块做补丁的布头”。当时，为了工作方便，中央机关配备了两部汽车，董老年逾花甲，身体也不算好，按规定外出办事完全可以坐车去，但他总是骑马。担任华北人民政府主席职务后，他还分担着每月15斤小米的生产任务；工作之余，还从夫人那里学会了纺线。

　　面对即将到来的胜利，一些不良思想倾向也开始在党内显露，这引起了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的高度警觉。

　　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敏锐地指出了四种情绪可能出现的危险：“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正是这种深深的忧患意识，促使他提出了“两个务必”的著名论述。

　　也是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提议并由会议制定了防止资产阶级腐蚀和反对突出个人的六条规定：一、不做寿；二、不送礼；三、少敬酒；四、少拍掌；五、不以人名作地名；六、不要把中国同志同马恩列斯平列。这六条规定，把反对官僚主义、享乐主义等不良倾向的努力以制度的形式固定了下来。

　　严管子女、身边人，谁也不许搞特殊

　　今年5月7日，“赶考路·中国梦———西柏坡精神首场情景报告会”在邯郸市举办。至今，报告会已在西柏坡纪念馆和唐山、沧州、衡水等地巡回举办几十场。在报告会第三部分，讲述了一个毛泽东暂不批准毛岸英结婚的故事。

　　毛岸英是毛泽东的长子，到西柏坡后，他与革命烈士刘谦初的女儿刘思齐恋爱了。毛泽东对这件事是赞成的。但当27岁的毛岸英找父亲提出要结婚时，毛泽东得知刘思齐还差几个月才满18周岁，并没有同意儿子马上结婚，而是说要等到刘思齐满18周岁才行。毛岸英不高兴，毛泽东批评了他。岸英说：“我自己的事还是让我自己做主吧！”毛泽东说：“你找谁结婚你做主，结婚年龄不到，你做得了主吗？制度和纪律要做你的主！”岸英嘟囔道：“岁数不到就结婚的人多着呢……”毛泽东生气了，毫不留情地说：“谁叫你是毛泽东的儿子！我再说一遍，思齐不满18周岁，你们就不能结婚！这是我们党制定的婚姻大法，你必须遵守！”

　　直到一年后的1949年10月，毛岸英和刘思齐才结了婚。婚礼上，只准备了一桌饭。新婚夫妇没做新衣服，穿的都是平常的衣服。毛泽东仅送了儿子一件礼物———那件他穿过的呢子大衣。他风趣地说：“我没有别的东西送给你们，这件大衣，晚上可以当被子盖，白天岸英穿上可以防寒。”

　　在西柏坡参观，讲解员会给你讲一个任弼时教子的故事。任弼时十分疼爱的小儿子远远，有一辆心爱的小童车。1949年3月，中央机关准备迁往北平时，为防止车子在运输途中磕碰掉漆，远远想把它用布包起来。姐姐帮他开了一张领6尺包装布的条子，找到负责供应的人员批了字，交给警卫员，把布领了回来。任弼时知道后，严肃批评了姐弟俩，并说服他们主动把6尺白布退还。

　　“父母之爱子，当为其计深远。”开国领袖们把对子女的爱，重点放在了他们的健康成长上，而不是利用手中的权力，为他们铺就光明前途。

　　1948年秋天，朱琦和妻子赵力平到西柏坡看望父亲朱德和康克清妈妈。当时，一部分部队的同志要转到地方工作。朱琦告诉父亲，他回去后将要转到地方铁路部门工作。朱德听后说：“你们都是党员，转到地方后，一定要听从组织安排。你们对地方工作不熟悉，要从头学起。”朱琦牢记父亲的话，开始在石家庄铁路局机务段当练习生，学司炉、学司机，后来当了火车副司机。全国解放后，他仍然留在石家庄铁路局工作，担任火车司机。1953年，朱琦执行一次任务后，领导通知“首长要接见”，他连工作服也没换就直奔接待室，怎么也没想到，接见他的首长就是父亲朱德。朱德望着身着工作服、两手油污、满脸汗水的儿子，十分高兴，一个劲儿地夸奖。送儿子出门时，还不忘叮嘱儿子技术上要精益求精，把工作做得更好。

　　对子女如此，对身边人也是如此。

　　董必武到武安冶陶镇参加解放区第一次财经会议时，由于当地产的棉花很好，老百姓织布的手艺也高，地方政府和老百姓想拿出一些布送给中央首长作纪念，董老的警卫员和秘书把布给收下了。董老知道后，严厉地批评了他们，责令把布匹送了回去，并告诫他们，今后外出工作，不论是地方政府送的，还是老百姓送的东西，一律不能收。

　　七届二中全会结束后，中共中央开始着手由西柏坡迁往北平的准备工作。面对即将摆在眼前的一片新天地，中央机关有的人认为“革命胜利了，该享享清福了”。为了使干部和战士们对形势和政策有正确的认识，中央机关进行了入城教育，对进城提出了八条注意事项：(一)把党的艰苦朴素优良作风带进城市；(二)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三)不准进入民家和不准随便进入戏院等公共场所；(四)绝对保守党中央机关的秘密；(五)出门不准携带武器和机密文件；(六)进城后3个月不准通讯、会客、访友和外出游览名胜古迹；(七)不许贪污浪费，不被金钱美女收买利用，不被阿谀奉承迷了心；(八)手不许乱动，嘴不许乱说，脚不许乱走。

　　进城前，毛泽东还专门把大院里的工作人员和警卫战士召集起来，讲了一段语重心长的话：“同志们，我们就要进北平了，我们进北平可不是李自成进北平，他进北平就腐化了，我们共产党人进北平是要建设社会主义，一直到共产主义，要教育干部战士，不要中了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攻击。”

　　西柏坡毛泽东旧居内的日历，永远定格在了1949年的3月23日。那一天，他和战友们正式告别西柏坡，踏上了进北平之旅。

　　据回忆，出发前，毛泽东和周恩来有一段对话。

　　毛泽东：“今天是进京的日子，不睡觉也高兴啊。进京‘赶考’嘛，精神不好怎么行呀？”

　　周恩来：“我们应当能考及格，不要退回来。”

　　毛泽东：“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

　　从那时到现在，又过去64年了。但党面临的“赶考”远未结束。

　　习近平总书记在西柏坡指出，“60多年过去了，我们取得了巨大进步，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富起来了，但我们面临的挑战和问题依然严峻复杂，应该说，党面临的‘赶考’远未结束。”“从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正在征程中。”

同甘苦才能共命运。让我们“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大力弘扬以“两个务必”为核心的西柏坡精神，在新的起点上迎接新的“赶考”。（摘自2013年9月24日《河北日报》）

 

习近平同志在正定

 

　  龙年的冬月，虽然已是寒风凛冽，但古城正定却处处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气氛。党的十八大胜利闭幕，习近平同志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共中央军委主席的消息传来，正定人民像迎来了盛大节日一样，无不欢欣鼓舞，心潮澎湃。

    2012年11月15日上午，正定万人空巷，大家怀着激动的心情，守候在电视机前，盼望着能在第一时间听到阔别已久的老朋友、老领导那熟悉的、带着浓浓京味的声音。

    11时53分，当习近平同志面带微笑出现在电视屏幕时，大家都屏住了呼吸。他的讲话很简短，没有排比对仗壮声势，没有豪言壮语表决心。他数次提到“人民”二字，特别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再一次打动了正定人民的心。正定人民无不感慨，我们的老领导，还像当年那样，还是那么谦逊平和，还是那么亲切和蔼，还是那么温文尔雅。30多年弹指一挥间，习书记在正定工作时的一幕幕又浮现在大家的眼前。

    一、习近平同志来到了正定

    正定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三关雄镇、神京锁钥、八方交汇，位于北京以南240公里，石家庄以北15公里。

    正定土壤肥沃、水源丰富、交通便利，自古就是一个美丽富饶的地方。这里是西汉南越王赵佗，明朝吏部尚书、太子太保梁梦龙，兵部尚书、户部尚书、刑部尚书、吏部尚书梁清标的故乡；这里曾走出了金元名医李杲、元代戏曲家白朴以及“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北宋名臣范仲淹。1958年，毛泽东同志在天津接见时任正定县委书记杨才魁时说：“正定是个好地方，那里出了个赵子龙。”

    上世纪70年代初，正定是北方地区粮食生产最早“上纲要”（亩产400斤）、“过黄河”（亩产600斤）、“跨长江”（亩产800斤）的县，曾以我国北方粮食高产县而名噪一时。同时，由于40万正定人民每年要上交7600万斤粮食，头戴高产的帽子，其实很多人家连温饱都没有解决。

    上世纪80年代初，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已经吹遍神州大地，正定却还在割资本主义的尾巴。卖毛线的被视为投机倒把，拉沙子、摆小摊的被批为走资本主义道路。“凤阳花鼓”还没有传到这里，人们依旧习惯于敲钟下田、吹哨上班，成了远近闻名的“高产穷县”。

    渴望改变、渴望富裕成为正定人民的共同心声。

    就在此时，习近平同志来到了正定。从此，他与正定40万人民结下了不解之缘，共同奋斗了1000多个日日夜夜，带领正定人民走向繁荣富裕的康庄大道。

    人们还清楚地记得，那是1982年4月初的一个上午，一辆绿色吉普车开进了县委大院，从车上跳下一位高大魁梧的小伙儿，身着褪色军服，背着简单行囊，住进了一间简陋的办公室。开始，人们对这个从京城来的年轻人有着各种猜测，不知道他是中央机关派来锻炼的干部，还是来基层体验生活的文化工作者？

    当得知这位年仅28岁的青年是来这里担任县委副书记时，有些人不以为然，说什么高干子弟，无非是下来镀镀金、做做样子，用不了半年，吃不下这份苦就会卷铺盖走人。还有人说，来了个嘴上没毛的管我们。言外之意，对他不抱什么希望。

    然而，习近平同志扎下根来，踏实工作，和大家一起同吃同住同劳动，没有一点高干子弟的做派。人们了解到他15岁就在陕西插队，曾担任过村党支部书记；清华大学毕业后，曾在中央军委工作，自愿放弃京城优越舒适的工作，主动要求到基层锻炼后，纷纷对他的选择表示由衷的钦佩。

    当人们看到，这位小伙儿晴天晒出的褥子打着五颜六色的补丁，身上盖的也是一床旧军被；和大家一起排队吃食堂的“大锅饭”，端着碗与大家拉家常；骑着自行车到各地了解情况，与大家打成一片，距离一下子就拉近了。通过朝夕相处，正定人民逐渐感受到，习近平同志思想解放、勇于改革，有着不一般的胆识和智慧，有着扎实的工作作风。

    习近平同志初到正定时担任县委副书记，分管农村经济、精神文明建设、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党的政策，以及文化、教育、卫生、体育和计划生育等工作。1983年7月，他担任县委书记。习近平同志带领全县人民大胆改革，冲破了“经济上农业单打一，农业上粮食单打一”的模式，实施改革兴县、工业兴县、科技兴县、人才兴县、文化兴县、旅游兴县，走“半城郊型经济”（是指既有“城郊型经济”依托城市、商品生产比较发达、城乡关系比较密切、工农结合比较紧密的特点，又有“农村经济”的某些特点，是两类经济结合的中间型经济）发展之路。由此，正定大地掀起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发展热潮，全县上下形成了“党风正、干群和、干劲大、硕果丰”的大好局面，正定甩掉了“高产穷县”的帽子，开始步入发展快车道。

    正定的老同志曾对习近平同志有过这样的评价：平易近人、沉稳、健谈、自信、谦和；是位年轻干部，但做事老练成熟；是位高干子弟，但非常朴实，工作既严肃认真，又密切联系群众。

他来了，成为正定人民的一分子，带来了智慧和理念，带来了改革的春风，更带来了正定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希望……

二、勇于解放思想，大力发展经济

来正定之前，习近平同志并不十分了解这里的真实情况。他清楚地记得，石家庄地委领导跟他谈话说，你从大城市来，地委研究决定，派你到一个领导班子团结、经济条件较好、农民比较富裕的正定县任职。到正定以后，习近平同志没有坐在办公室，他走访座谈，进村入户，虚心向每一位同志请教。无论是县委和县政府领导还是一般干部，无论是年长的还是年轻的，他都诚恳地说：“我是来学习的，希望得到你们的帮助和指教。”

习近平同志通过调研很快发现，这个全国闻名的高产县竟有不少农民连温饱都不能保证。由于长期的思想和体制束缚，正定仍在单一经营的死胡同里兜圈子：片面追求粮食高产，踩棉花，挤油料，压瓜果，砍副业。粮食亩产超千斤，但经常是交完征购粮，剩下的就不够自己吃了。当时全国闻名的“农业学大寨”典型村——三角村，还有不少人到外县买薯干来维持生活，因为在本县买怕给“高产县”丢面子。

1981年底，正定的工农业总产值20673万元，人均年收入仅148元，每天只有4角钱。“农业学大寨”先进县的锦旗高悬在县委的会议室里，而老百姓却不得温饱。面对这个“高产穷县”，习近平同志的心情十分沉重。

　　“吃饭问题是解决正定问题的当务之急”，习近平同志认为，高征购造成了正定农业结构比例失调，必须及时纠正。这很快成为县委一班人的共识。是坐等中央调整政策，还是主动地向上反映问题，大家却有不同意见。

　　习近平同志和时任正定县委副书记吕玉兰主张立即向上汇报，请求把粮食征购基数降下来，并主动请缨，处理此事。当时县委书记冯国强、县长程宝怀考虑到习近平同志刚到正定工作，不愿意让他出面，怕对他造成不好影响。习近平同志说：“实事求是向上级反映问题是我党的优良传统，你们不用担心。”于是，他和吕玉兰一起跑省进京，向上级部门如实反映正定人民的生活状况和存在的困难。1982年初夏，国务院派出调查组和省委、地委一起对正定的情况进行深入调查后认为，正定反映的问题是真实的，要求是合理的。上级决定把正定粮食征购任务减少2800万斤，初步缓解了正定农民口粮紧张问题。程宝怀高兴地对习近平同志说：“你为正定人民立了一大功。”

　　老百姓吃饱了，还想富起来。要从根本上贯彻中央把工作重点迅速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精神，还必须在解放思想上做文章、找路子。

　　一天晚上，习近平同志来到程宝怀的办公室，说：“老程，你看报纸没有？南方一些地方正推行农业‘大包干’，效果不错。河北省还没有启动，咱们县能不能先行一步，选个经济落后的公社，先搞个试点，然后在全县推广。”程宝怀听后，十分高兴，说：“我早有此意，曾经和冯书记交换过意见。可是冯书记说，现在还不能搞，等等中央文件再说，等省里有了新精神再考虑，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冒尖犯错误。”听了程宝怀的话，习近平同志说：“我认为‘大包干’是件好事，是调动农民种田积极性的好方法。‘大包干’分配简单，农民容易接受。这样吧，你和玉兰同志谈谈，我去找冯书记通通气。”在他的推动下，县委和县政府经过认真讨论、反复研究，确立了“先行试点，逐步推开”的工作思路，决定在经济落后、生产条件差、农民生活水平低、离县城较远的里双店公社搞“大包干”试点。

　　工作刚开始，不少干部群众有疑虑，怕犯方向错误、路线错误，甚至有人还编了顺口溜：“先分房、后分地，一步一步往后退，最后退到旧社会。”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里双店实行“大包干”后，当年农业产值就翻了一番，人均收入增加到400多元。这不仅震动了全县，还引来了络绎不绝的省内外参观者，让地处“北疆沙土园”的里双店一下子热闹起来。

　　活生生的事实，解除了全县干部群众的各种顾虑，吹响了正定发展经济的号角。

　　1983年1月，正定下发了包干到户责任制办法，提出土地可以分包到户，承包后5年或更长时间不变。在经营管理上，坚持宜统则统、宜分则分的原则。“大包干”在正定全面推广，在河北省开创了先河。正定经济腾飞的基础由此奠定。

　　思想解放了，观念转变了，还要把干部群众焕发出来的工作热情转化为发展生产的实际效果。习近平同志本着对正定人民负责、对正定事业负责的精神，摒弃急功近利、杀鸡取卵的观念，立足当前，放眼长远，科学谋划着正定的未来。

　　——正定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有发展商品经济的厚实积淀；紧靠石家庄市区，有发展经济的区位优势；有107国道和京广线、石德线铁路大动脉穿境而过，为商品流通提供了便利交通；粮食产量高，有发展经济的基础条件。习近平同志提出，要把这些优势转化为发展的动力。

　　——习近平同志鼓励大家解放思想，摆脱束缚，放开手脚，大胆探索。他和县委班子成员分头带领干部走出去，到南方改革开放先行地区取经，赴乡镇企业起步较早的浙江、江苏、天津考察学习。

　　——习近平同志和县委班子一道，开展了发展思路的大讨论，集思广益，统一思想，确立了“依托城市、服务城市、打入石市、挤进京津、咬住晋蒙、冲向全国”的发展战略，大力发展“半城郊型经济”。

　　习近平同志说，“城市需要什么，我们就种什么；城市需要什么，我们就加工什么。”他提出，要把全县思想统一到大力发展多种经营、特色种植上来。随后，正定提出了“投其所好，供其所需，取其所长，补其所短，应其所变”的方针，出台了《关于把工作重点迅速脚踏实地转移到农、工、多（多种经营）上来的决定》。当年，全县多种经营收入达4300万元，人均100元，社员收入由100多元增加到200多元。

　　——习近平同志提出，正定的农业发展必须处理好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的关系，适当压缩粮田面积，提高土地利用率，多种植经济作物，大力发展棉花、蔬菜、瓜果、花卉、食用菌等市场需要的经济作物。1983年，棉花种植面积达到17万亩。

　　正定有计划地开发商品菜基地，积极试验和应用塑料大棚、地膜覆盖、楼田菜圃等新技术，使农业种植向多层次、全方位延伸；大力发展畜牧业和家禽养殖业，不断优化农业产业结构。为发展食用菌，习近平同志亲自给南京汇宁县化肥厂厂长写求援信，并派人从该厂拉回种植蘑菇的重要原料——尾沙，使蘑菇从此在正定扎了根。

　　——习近平同志提出，正定要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在这一思路引导下，正定淀粉加工、肉制品加工、面粉加工等逐渐形成规模。截至l985年底，乡办企业、联合体企业产值达到8850万元，比1980年增长200％。同时，建筑、劳务、运输、餐饮、建材等领域也全面拓展，呈现出“五业”兴旺的局面。

　　乡镇企业实行“一包三改”。“一包”就是包经济指标翻番。“三改”就是改企业干部委任制为选聘制，改工人固定录用制为合同制，改固定工资制为浮动工资制，进一步激发了乡镇企业的活力。

　　——习近平同志认为，要解决正定人多地少的矛盾，必须向荒滩进军。正定地处冀西三大沙荒（木道沟、老滋河、神道滩）所在地，沙荒面积大，长期无人耕种，改造潜力大。他提出，要发展好林业，利用好荒滩。县里研究制定了《关于放宽发展林业的决定》，在东里双公社开展试点，把河滩地经营权下放到户，且30年不变。

　　种植有自主权，什么卖钱种什么，大大激发了农民改造河滩地的热情。大家在沙滩里打井，修垄沟，种果树、花生、小杂粮，养猪沤肥，使沉睡了多年的荒滩空前热闹，冬闲变成了冬忙，经济效益大增，人均收入增加了一倍。

　　1984年6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正定翻身记》，肯定正定所作的尝试，赞扬正定经济走出了死胡同，做到了利城富乡：既为城市服务，又“掏城市腰包”，在服务中发展自己。正定人民按照习近平同志提出的“团结务实，改革奋进”的要求，向建设经济强县迈出了坚实的步伐。

　　历史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一个地方的发展，如果没有长远的规划，往往会导致建设的盲目性，甚至会出现严重失误，留下永久的遗憾。

　　1984年4月，在正定改革如火如荼时，习近平同志牵头制定了县委工作大纲，要求大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搞好两个文明建设，努力实现经济起飞。1985年，立足国家发展的总体要求，县里又制定了《正定县经济技术、社会发展总体规划》，提出了正定经济“三步走”发展目标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依托城市、开发智力、发展经济、致富人民”的发展方针。正定这只古老的凤凰，浴火涅槃，开始走向新的辉煌。

　  三、内外招贤纳士，助力经济腾飞

　　“栽上梧桐树，引得凤凰来”。习近平同志说，“人才是发展经济的根本，应该把人才的开发视为战略重点来抓。没有人才，民不能富，县不能强，翻两番的目标就不能实现。”习近平同志在正定大念“人才经”，礼贤下士，爱才敬才，聚才用才，充分调动了广大知识分子干事创业的积极性。

　　根据习近平同志提议，1982年，正定对全县知识分子进行三次大普查，对各行各业技术人才进行登记造册，对2300多名大、中专毕业生专业、特长、工作经历进行分类、汇总，建立了正定有史以来的第一本“人才账”。同年11月，正定下发了《关于发挥知识分子作用，改善知识分子工作和生活条件的规定》，给各类人才安心工作、献计出力吃了定心丸。

　　对于人才，习近平同志要求大家围绕“看、用、养、招”四个字来做文章。他说，看待人才贵乎正，使用人才贵乎当，培养人才贵乎周，招聘人才贵乎广，才集贤众，方能振兴经济。

　　习近平同志打破用人框框，广招四方贤士，采取一系列动作，博揽英才，启用良才，引进外才——

　　习近平同志亲自撰写面向全国的“招贤榜”。1983年3月，正定颁布了招贤纳士的“九条规定”，以大布告形式在各生产队、机关、学校、工厂张贴宣传，做到家喻户晓、深入人心。3月29日，“九条规定”在《河北日报》头版头条位置刊发以后，在河北“一石激起千层浪”，并在全国引起广泛反响。全国各地人才开始关注古老而又青春焕发的正定，许多有一技之长的知识分子、工程技术人员来人来函要求到正定工作，为正定的经济腾飞出力。正定当年就引进各类人才46人，在一年多的时间招来了科技人才257人。

　　习近平同志亲自向全国有关专家、学者发出100多封邀请信，组建正定经济顾问团。欣然应邀的有数学家华罗庚、经济学家于光远、中国食品协会会长杜子端、眼科专家张晓楼、河北省科学院院长邹仁鋆等各领域的专家53名。顾问团成员以各种方式传授现代科学知识，提供各种信息，为正定发展提供帮助。于光远数次来正定讲学，指导农村工作，推动在永安公社建起了农村研究所。邹仁鋆为正定提供了一批化工项目。张晓楼自1983年起，就为正定普及眼科及防盲治盲知识，并为正定群众普查30112人，实施复明手术2139人。1987年，正定被评为全国7个防盲先进县之一。

　　习近平同志坚持“下挖”、“内用”并举选拔县内人才。起用县社商品生产中一批崭露头角的改革者，为他们清障除卡，让他们领路示范，从基层“挖”出人才。根据“人才账”对每人所学对号入座，合理安排工作，让他们“人得其所、才适其用”。

　　岸下村农民黄春生，经过十几年刻苦钻研，培育出“冀棉2号”优种，县里破格录用他为国家干部，并评定为助理农艺师，安排到农科站工作。

　　长期在北京工作、时年68岁的老技术员李兵辰，精通淀粉生产技术，受聘到永安村筹建玉米淀粉厂。县里帮他妥善安排了生活，还给他介绍了老伴，组建了家庭，深深打动了这位老技术人员。他忘我工作，使淀粉厂很快竣工投产，年生产淀粉1.8万吨，产值150万元，纯利润20万元。

　　邱斌昌原是江苏无锡市懂经营、善管理的能人。习近平同志在无锡考察时发现了此人，并亲自做工作，让他来正定担任当时亏损50多万元、濒临倒闭的县油嘴油泵厂厂长。邱斌昌上班第二天就把厂里积压的产品全部卖了出去，不到一年，该厂产值翻了一番。邱斌昌在正定一干就是十几年，一直干到退休。他深情地说：“我抛家舍业，为的是找到一个开明果断的领导，为的是干一番事业，我的愿望实现了。”

　　正定流传最广的还是习近平同志“扯开嗓门喊人才”的故事。武宝信是石家庄机床附件厂的工程师，他利用业余时间研制出“三露”（粉刺露、亮肤露、增白露）等医用化妆品，已畅销全国。然而，厂领导对他有不同看法。武宝信了解到正定县重视人才，便让人捎信，表示愿意到正定工作。习近平同志知道后，立即决定把他吸引到正定。那是1983年初，在忙完一天工作后，他带着县长、副县长来到石家庄市桥东谈固小区。一个小区几十栋楼，他们找了一栋又一栋，问了一家又一家，但没有人知道武宝信住在哪里。已经晚上十点多了，习近平同志竟扯开嗓门在小区楼下大声喊了起来，“武宝信！武宝信！……”宏厚的声音在寂静的冬夜回荡。武宝信在家里听到后赶紧跑了出来，将他们迎了进去。茶热语灼，赤诚相见，一直谈到天色将白。武宝信当场答应了习近平同志的邀请，将自己研制的医用化妆品项目带到正定，一年就为正定赢来30多万元利润。

　　习近平同志认为，不仅要识才、用才，更要养才、育才。正定积极开展在职干部文化补习、知识更新工作。当时，有2106人参加了文化补习，其中760人参加了电大、函大、刊大学习。县里开办了农机、农技、机械、会计等短训班，培训各类技术人员6600多人。正定还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正定各类学校有36所，涉及无线电、钟表、剪裁缝纫、工程建筑、制镜、木工、美术七个专业，培养了大批实用人才。

　　为配合人才招聘，正定成立了由县长程宝怀为总经理的正定县人才技术开发总公司和人才协作办公室。习近平同志多次在县干部大会上要求各级干部树立新的用人观，以人才促进发展。随着各类人才聪明才智的发挥，正定经济开始加速发展。1983年，正定工农业总产值27781万元，比1979年增长63.3％，年均增长10.3％。

　　在念好“人才经”的同时，习近平同志十分重视信息工作。他说，科技是关键，信息是灵魂。不重视信息工作，就如同“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要加强信息工作，建立专门机构，组织专业队伍，使全县尽快形成耳聪目明的“蛛网型”信息网。要在全国各地设立信息网点，广辟信息渠道，捕捉经济情报和人才信息，分析和利用这些信息，使之尽快转化为财富，转化为生产力，加快正定经济发展的步伐。1984年，正定县建立信息中心。同年，全县手摇电话升级为程控电话，举办了全省第一个县级“技术信息交易大会”，推出科技项目1500项。信息成了正定经济起飞的助推器。

　　习近平同志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指出，要使广大干部认识到信息就是财富，信息可以指导商品生产、引导农民致富。他提出，县直各部门要积极创造条件，与全国大专院校、科研机构、重点厂家、学者名流建立联系，实现智力延伸，开发县城经济。要通过多种渠道，扩大和争取市场，主攻城市，冲向全国。全县25个公社在年内都要和全国29个省市区建立供销关系。要抓住发达地区的外贸加工，搞好对发达地区的产品输出。有条件的要力争打入港澳和国际市场。要千方百计使正定县商品流通渠道处于纵横交错、四通八达、常流不枯、常注不溢的良好状态。

    四、挖掘历史文化，实施旅游兴县

    正定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古称“常山”，汉初更名为“真定”（真正平定之意），清朝时又因避雍正皇帝胤祯名讳更名为“正定”。自北齐始，它一直是府、郡、州所在地，历经1450多年；辽、金时期，曾两次在此建都。正定悠久的历史，留下了丰富的文化古迹，更有“三山不见”、“九水不流”、“九楼四塔八大寺，二十四座金牌楼”的美誉。习近平同志被正定丰富的古建筑群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所吸引，他熟读县志、史料，走街串巷，勘察古迹，细品文化。

    土生土长的作家贾大山熟知正定历史文化，对正定现存的古建及文物情况知之甚多，人称“正定通”。习近平同志拜他为师，利用闲暇时间，常去他家拜访长谈。后来，在习近平同志的推荐下，正定县打破党外人士不任正职的“规矩”，任命贾大山为文化局局长。

    习近平同志非常重视文物保护工作，发现问题及时要求整改。一次，他在隆兴寺院西侧，看到元代书法家赵孟頫撰写的名碑“本命长生祝延碑”上沾满泥土，缺乏保护，当即找到主管领导，并提出严肃批评。习近平同志说：“我们保管不好，就是罪人，就会愧对后人。”

    如何挖掘潜力，使正定经济发展的根须从其悠久的历史文化中汲取更多营养，是习近平同志深入思考的一个问题。经过深入调查研究，习近平同志意识到，正定古建集中，交通发达，地理位置优越，在今后发展中要弘扬正定历史文化、凸现古城特色，要让古建从沉睡中复苏，重放光彩。他提出了旅游兴县、带动“三产”、服务省会，把正定打造成距石家庄最近的旅游窗口的思路。

    习近平同志多次找到河北省委，详细汇报正定的历史文化和发展思路，得到了理解与支持，省直有关部门随后向正定拨出古建修缮专用款172万元。

    利用这笔钱，正定对隆兴寺方丈院、天王殿、戒坛、弥陀殿等进行了修缮和彩绘，建了停车场，将这座千年古刹修成了一个旅游景区。这在当时还是一个新鲜事物。从此，来省会出差办事的，路过石家庄的，都纷纷慕名前来游览，正定旅游业逐渐发展起来。1984年，到正定旅游的人数大幅增加到40万人；1985年，游客突破50万。

    1983年，中央电视台筹拍大型电视连续剧《红楼梦》，寻找地方政府共建“荣国府”临时外景基地。习近平同志敏锐地看到了商机。习近平同志认为，如果能将“荣国府”建成永久性建筑，随着《红楼梦》的热播，正定旅游业必将如虎添翼。习近平同志马上派人与中央电视台联系，很快达成协议，由正定县无偿提供场地，中央电视台投资搭建。

    县委和县政府成立了筹建“荣国府”的专门机构。这时，《红楼梦》剧组内部发生了一些问题，需要追加投资，修建“荣国府”一事有告吹的危险。习近平同志知道后，立即给北京一位朋友写信，请他出面协调。这位朋友很帮忙，协调中央电视台同意一次性投资38万元，问题得到部分解决。为争取更多资金，习近平同志还利用时任石家庄市委书记贾然来正定作报告的机会，向他汇报修建“荣国府”遇到的困难。习近平同志说，正定县归石家庄市（当时地市分设，正定归石家庄地区）管是早晚的事，修建“荣国府”对石家庄也有好处，现在资金不够，请贾书记支援20万元。贾然欣然同意。后来，习近平同志又与石家庄市红星机械厂联系，争取到40万元。这些资金都作为股份，投入到“荣国府”修建中。

    1986年8月，历时1年8个月，耗资350多万元、总建筑面积37000平方米的“荣国府”景区顺利竣工。1987年，随着电视剧《红楼梦》的播出，正定知名度大大提高，当年有130万人次前来参观游览，门票收入就达221万元，旅游收入1761万元，很快就收回了投资。“荣国府”景区极大地带动了正定旅游业的发展，开创了旅游业“正定模式”。

    五、重视智力投资，大力发展教育文化事业

　　习近平同志非常重视教育，他说：“教育是立国之本，是富国强兵之路，人人有责，必须抓好。”

　　1982年，习近平同志到任不久，就对全县学校危房进行了一次普查，发现200多所村小学共有3590平方米危险校舍，上万名学生趴在水泥板、土台子上上课，4万名学生自带板凳。不少人戏称学校“远看像破庙，近看是学校”。学校是“黑屋子、土台子、泥孩子”。

　　习近平同志看到一份简报，反映南牛公社南永固小学18间教室没有一间不漏雨，一、二年级已停课一周；在落实民办教师待遇上行动迟缓，4名民办教师一年未领到工资。他很生气，立即作了批示：“南牛公社党委应从南永固小学办学问题中，看到与党要求的差距，要采取有力措施，迅速改善小学办学条件，不然就是失职了。”得知里双店公社傅家村小学校舍破烂不堪，他把公社干部叫到办公室进行了严厉批评：“别的工作干得再好，如果教育工作抓得不好，改善办学条件措施不力，也不是一名合格的好书记、好干部，那是没有长远眼光，是不称职的。”他在永安公社检查工作时，发现北贾村小学校舍陈旧，马上责令当地领导限期维修，并以北贾村小学为典型通报全县，要求全县各级干部提高对改善办学条件重要性的认识，形成人人关心教育、关心学校的建设和发展的氛围。习近平同志还捐出200元钱，帮助北贾村改善办学条件。改善办学条件这项工作他一直抓到离开正定。

　　1984年，正定筹措187万元资金，对1020间近15000平方米危房进行了维修，购置桌凳3000余套，有16个村为学校盖了教学楼，很多被挤占的学校操场又重新腾出归还了学校。

　　乒乓球教学是正定的一个优势。正定留村乒乓球业余体校1974年建校后，培养出全国乒乓球模范教练员王素梅和乒乓球全国少年冠军樊建欣、成红霞等一批优秀选手，为国家、河北省输送了一批体育人才。习近平同志认为，乒乓球体校建在一个村，选拔苗子的面太窄，不如搬到县城，这样可以在全县乃至全国挑选。1984年，在他推动下，乒乓球体校搬到了县城。现在，这里已发展成为国家乒乓球队训练基地，国家乒乓球队每次参加大赛前，大多来此集训。它已被誉为国家乒乓球队的福地、世界冠军的摇篮，也成了正定旅游的一个亮点。

　　1983年10月，习近平同志明确提出，教育要改革，要改而不乱。根据这一原则，县里研究制定了《关于农村教育改革的意见》等文件，将民办教师工资列入干部工资序列，补齐了以前拖欠的教师工资，较好地解决了民办教师待遇和拖欠教师工资问题，使广大教师特别是民办教师深受鼓舞。县里还积极推行教师聘任制、考核制，打破铁饭碗，全县2985名专职教师中有2833名达到了聘任资格，增强了教师队伍的上进心和责任感。

　　在抓好教育的同时，习近平同志还狠抓精神文明建设。当时，“文革”结束不久，正定县城到处是残垣断壁、碎砖烂瓦，粪土柴草混杂，生活垃圾乱倒，不少街道污水横流、坑坑洼洼。“五马闹市”、“四车乱行”、“三乱上墙”，成为正定县城脏乱差的真实写照。为了改变这一乱象，习近平同志大力推行“精神文明礼貌月”活动。他说，我们不能摘了“高产穷县”的帽子，又戴上了“高产脏县”的帽子。脏、乱、差严重影响了正定的形象，“两个文明”要一起抓。他提出，要以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教育为核心，抓党风带民风，抓县城带农村，抓典型带一般，以治理脏、乱、差为重点，狠抓环境净化、绿化、美化工作，整顿公共秩序，扩大文化活动阵地，让文明之风吹进每个家庭院落，让文明之花开遍正定大地。

　　长期以来，正定很多农村几乎没有什么文化生活，一些领导对群众的文化生活也不够重视。习近平同志对此十分关心。他说，要把文化建设作为陶冶情操的重要载体，采取有效措施，丰富文化生活。

　　在他的推动下，正定文化建设稳步推进。普遍建立公社文化站和文化中心，并做到“四有”：有专职干部、有活动场所、有活动经费、有活动项目。凡有集镇的地方都建立文化中心，并逐步建设“两室”（图书室、文艺室）、“两场”（影剧场、体育场）、“两队”（文艺演出队、体育队）。恢复和建立俱乐部、青年民兵之家。利用秋冬农闲季节，举办农民夜校，普及文化知识和科学技术知识。到1984年底，正定建立了13个公社文化站，1个集镇文化中心，103个民兵之家，45个村俱乐部和54个科技小组。

    六、加强党的建设，强化组织保障

　　习近平同志十分重视加强党的建设。他指出，要摆正党的建设和“四化”建设的关系。忽视党的建设和政治思想工作，会给党的事业带来不可挽回的损失。少数党员、干部存在违法乱纪、贪污腐败、作风涣散等问题，非下大力气抓好不可。

　　习近平同志要求组织部门摸清全县党组织和党员的基本状况，正确分析不同时期入党的党员的思想特点和主要问题，特别是摸清领导班子需要解决的问题，并要求各级党组织认真坚持“三会一课”制度。根据习近平同志的意见，正定开展了针对党员的“三个教育”：一是新时期建党纲领的教育，二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教育，三是先锋模范带头作用的教育。

　　习近平同志还十分注重思想教育、理想前途教育、职业道德教育和遵纪守法教育，开展了“五好家庭”、“新长征突击手”、模范党员、“学雷锋、树新风”评比活动。他坚持发动群众，常抓不懈，一大批“学雷锋小组”、“青年服务队”、“小红花宣传队”活跃在正定大地。

　　习近平同志高度重视领导班子建设，要求切实解决好领导班子的四个问题：一是解决好政治路线、政治立场问题；二是解决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问题；三是解决好党的组织生活不健全、不正常问题，要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四是解决好班子涣散、软弱问题，要敢于坚持原则，敢于抵制、纠正不良倾向和歪风邪气。

　　1983年12月，在习近平同志主持下，正定县委出台了《关于改进领导作风的六项规定》，要求各级领导干部总揽全局，抓大事，谋大势；反对官僚作风，注重工作实效；搞好班子团结，维护班子统一；坚持以身作则，不搞不正之风；努力加强学习，不断提高领导水平；树立雄心壮志，为“四化”创优争先。

　　习近平同志对基层领导班子建设一抓到底。正定村级干部年龄偏大，文化偏低。截至1983年底，220名村支部书记，平均年龄为42.7岁，许多人是“粮棉干部”，不具备带领群众迅速致富所需的知识和能力。如果村领导思想和工作跟不上形势，发展商品生产就很难落到实处。1984年3月，习近平同志在县委会议上指出，大队领导班子，要有党性、有魄力，不能守旧，要勇于创新。开创农村商品生产新局面，必须大刀阔斧调整农村基层领导班子。选拔农村领导班子要改变过去“老中选青”的做法，实行“青中选优”，把党性强不强、能不能带领群众致富，作为选拔的重要条件。

　　随后，正定开始大规模调整农村党支部和村委会领导班子。调整后，班子平均年龄降到33.1岁，高中和初中毕业生占到了86.5％，有经济头脑、懂商品生产的干部占到41.3％，干部结构趋于合理。新干部上任后，勇于改革，努力开拓，在发展商品生产的大道上迈出了新的步伐，农村工作出现了新的气象。群众高兴地说：“新班子有本事、有劲头，农民尽快致富有奔头。”

　　习近平同志指出，在工作作风上要适应新时期的要求，要有一个大的转变。不能仅仅是一个老黄牛，也不能只是一个空谈家，而要把远大目标和务实工作结合起来，既有老黄牛的品格，又有千里马的气势，既是一个有胆有识的战略家，又是一个脚踏实地的实干家。要坚决改掉议而不决、决而不行，唱高调、尚空谈等假大空恶习。要改变单纯靠会议和文件指导工作的做法，实行面对面领导。要提倡说短话，开短会，戒掉“穿靴戴帽”，切忌空话、套话。要从“文山会海”中彻底解放出来，集中力量抓大事，抓实事。习近平同志身体力行，率先垂范，带动正定县领导班子努力践行这些要求。

七、谦逊朴实，尊老敬贤

    习近平同志在正定工作期间，不仅靠他过人的胆识、务实的作风和忘我的工作打动了干部群众，更以坦诚朴实、谦虚谨慎、实事求是、亲切和蔼的为人，给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

    习近平同志在正定的3年多时间里，睡在办公室。他的床铺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两条长凳支起一块木板，铺上一条打满补丁的旧褥子。

    习近平同志总是在机关食堂与大家一起“吃大锅饭”。他说，“吃大锅饭”好。一是可以边吃边聊，相互交流；二是可以互相监督，减少不必要的浪费；三是可以边吃边谈工作。可谓一举三得。他在生活上不搞特殊，上级来人都是用正定的传统饭菜招待，如扒糕、猪头肉、馄饨、缸炉烧饼、荞麦面饸饹。这就是习近平同志常说的“正定宴”。客人要是喝酒，那就上正定的醉八仙、常山香。他说，这样既能让客人了解正定的饮食风俗，又能把正定的饮食文化、酒文化宣传出去。

    习近平同志在吃上十分简朴，在行上也总是轻车简从。只要不出城关，他就骑自行车。他对身边的同志说，骑车有三个好处：一是锻炼身体，二是接近群众，三是节约汽油。

    习近平同志对自己要求严格，但对老同志却“网开一面”，格外照顾。他曾在多个场合说，老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没有他们过去的奋斗和无私的奉献，就没有我们今天的一切。老干部的事情再小也是大事。一定要怀着深厚的感情对待老干部。尊老敬贤，绝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而应实实在在地见之于行动。要学习老干部的坚强党性，继承老干部的优秀品德，发扬老干部的优良传统，善于汲取老干部的宝贵经验，热情照顾好老干部的晚年生活。他对县老干部局工作人员说，关心老同志，就要少谈空话，多办实事，多给他们送温暖送方便，使他们心情舒畅地安度晚年。他还把县委仅有的一辆212吉普车配给了老干部使用。老干部没有活动场所，他就把县委和县政府合用的大会议室腾出来，改成老干部娱乐室。为照顾好老干部的身体，正定采取了老干部看病优先就诊、医院开设老干部病房、老干部医药费及时报销等一系列措施。

    习近平同志在生活上照顾老干部，在工作上把老干部当成宝贵财富。在重大事项决策前，他总要把老干部代表请来征求意见。他常常利用节假日去老干部家中走访看望，拉家常、谈历史，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了解他们的健康情况和家庭状况。他慢慢成了许多离退休干部的知心朋友。他将要离开正定时，也没有忘记把老干部请到县委开个告别会。当他说出要调走的事后，会场顿时鸦雀无声，一些老干部顿时说不出话来，眼圈儿都红了。一位叫祁永的老干部说：“习书记，我们可不愿让你调走哩。”

    河北省委和石家庄地委都专门通报表扬了习近平同志在正定尊老敬贤的工作作风，《人民日报》、《河北日报》、《建设日报》和《石家庄日报》也刊登了他尊老敬贤的事迹。

    在以后的岁月里，习近平同志走到哪里，正定人民就将关注的目光投向哪里，习近平同志也把正定当作第二故乡牵挂于心，关爱有加。这些年来，不管在厦门、宁德、福州，还是在浙江、上海、北京，习近平同志不忘正定的建设与发展，不忘正定人民幸福与安康。他任福州市委书记时，曾邀请24名正定县干部和16名石家庄地区干部到福州挂职煅炼，学习沿海地区的发展经验。他任浙江省委书记后，促成正定与温岭、台州等市建立了友好县市关系，还安排浙江经济专家、企业家来正定介绍经验，并将义乌小商品市场发展经验介绍给正定，在他的协助下，正定后来建立了华北地区最大的小商品市场。

    离开正定后，习近平同志一如既往地关心正定的老干部、老同事、老朋友，平时书信来往，逢年过节还要写问候信，遇有工作变动，便主动告知新地址。1993年3月，远在福建工作的习近平同志得知共事3年多的吕玉兰同志病逝，写下了《高风昭日月，亮节启后人》的悼念文章，以“痛心伤永逝，挥泪忆深情”表示了对老同事深深的思念。习近平同志与贾大山一直保持着深厚的友谊和密切的联系。1995年深秋，得知贾大山身患绝症住在北京协和医院，习近平同志利用开会的机会到医院看望。1997年2月，习近平同志来正定时，又专门看望了他。贾大山病逝后，习近平同志托人送了花圈，并写了《忆大山》的悼念文章，发表在《河北文学》上。

    1991年、1993年和1997年春节，他三次踏上第二故乡正定的热土，还像当年一样，和干部谈心、与百姓拉家常。有人赞扬他在正定的业绩，他总是谦虚地说：“没有县委和县政府一班人的精诚团结、无私奋斗，就不会有正定的大好局面，我只是尽了应尽的义务和责任。”

    2005年4月2日，习近平同志第四次回到正定。他专程看望了已故原省领导邢崇智、解峰和冯国强的遗属，每到一家，他都是热情地叫“阿姨”，关切地询问身体是否健康、生活上有没有困难。石家庄地区和正定县有些老同志去福建、浙江看他时，他总要挤时间与大家见面，问长问短。离开时，习近平同志总是与大家一一握手，让人真切感受到那份真情。

    更让人感动的是，习近平同志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后，第一次离京考察，就来到正定。这是习近平同志离开正定后第五次“回家”。

    那是2008年1月12日。他走进塔元庄村委会，那种轻车熟路，那份亲切自然，犹如20多年前最寻常不过的一次下乡调研。他先后察看村平安建设监控室、文化活动室和图书阅览室，与村支部书记尹小平边走边聊。“村里有困难户吗？一年发展几个党员？党员都多大年龄？什么文化程度？”在村委会会议室，习近平同志还就如何加强基层党建工作作了重要指示。

    活跃的气氛，轻松的交流，让人们感觉时间过得很快，不知不觉已到傍晚。要分别了，习近平同志与乡亲们一一握手，他亲切地说：“提前给你们拜年了，祝愿父老乡亲们日子越过越好！”

    离开塔元庄村，习近平同志又来到正定国际小商品城。在考察了市场和听取了发展规划后，他对县领导说：“你们的事业很有意义，对于整个正定的结构调整，对于石家庄市的发展都是很有益的。”他还嘱咐说：“市场要做大，首先要创牌子，形成人气。”

    习近平同志还与当年一起工作过的程宝怀、张景良、李志深、何玉、张五普、王保奇等老同志共进午餐，与大家共同回忆往事。习近平同志深情地说，正定是我从政起步的地方，这里是我的第二故乡。

    习近平同志在正定工作生活的1000多个日日夜夜，与正定人民朝夕相处，为经济发展和人民幸福呕心沥血……他用心血和汗水，在正定大地上书写了一部青春无悔的感人诗篇。

    如今的正定已成为河北省的经济强县，正定人民正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道路上阔步前进。经济发展了，事业进步了，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但正定人民没有忘记为此而奋斗过的老书记——习近平同志，正定人民的心里永远镌刻着这位年轻“老书记”的身影。